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对我国刑事诉讼法治影响.docVIP

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对我国刑事诉讼法治影响 　　摘 要：2012年3月14日，新的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写入“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不得强迫任何人证明自己有罪的原则不仅在保护社会中的每个人的权利方面有很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维护职工合法权利，在保护刑事诉讼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正当权利方面也有很重要的意义。该原则同时促成了我国刑事侦查模式的转变，促进了刑事证据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促进了刑事政策的进一步调整。该原则的确立，无疑会极大缓解我国刑事审讯中的刑讯逼供现象，促进保障人权目的的真正实现，从而使刑事诉讼中漠视人权的状况得到根本性改变。 　　关键词：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证据；刑事法律政策 　　1 内涵 　　西方法治发展较早和法治较发达国家的法律，在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中都规定了应被禁止强迫自证其罪的原则。 　　主体 　　首先，刑事诉讼中不得强迫作证反对自己的主体为自然人，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知情人，该三类人有权要求反对自证其罪。 　　一、 知情人。控方在询问知情人时，应特别提到其享有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他有权拒绝作证或拒绝回答控方提出的问题。罗马宪法规定，拒绝自证其罪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从人权的角度讲，强迫知情人做出可能使自己陷入不利境地的陈述或证言，是不人道的；任何人都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其次，从诉讼参与的角度讲，一般知情人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必须出现在法庭上，在如实供述上宣誓。但如果本身就是对他不利的情况甚至他会受到刑事起诉，知情人有权拒绝回答。 　　原则上，知情人应履行出庭作证的义务，但是某些特殊情况下，比如作证使知情人处于不利境地，甚至可能承担刑事责任，知情人可以不提供证据。自由宪章将这项权利明确定义为拒绝作证的特权，这是一项特别的权利。例如我们所说的当事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当事人聘请的辩护律师等等，他们会因为天然身份关系或法律规定的关系而享有拒绝作证的特权。但是这一主体的范围通常由法律直接规定。我们国家新刑事诉讼法颁布后，规定了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同时也规定了享有拒绝做证权的范???，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当事人权利的保护，体现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原则。 　　二、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在刑事犯罪审理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拒绝作证的权利，不得强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控方不能作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如果其不出庭作证就说明他隐瞒犯罪的推论或暗示。而在被告人已经出庭作证后，就不能再以不得自证其罪的原则，推翻原有回答；也不得选择性的回答提问，即不能回答对自己有利的问题，拒绝对自己不利的问题进行回答。这显然是一个误解，这是在理解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时应重视和领会的地方，而且还是在法律实践中应注意借鉴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重视体现了我们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尊重与保护，反映了法治的进步。 　　2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对我国刑事诉讼法治的影响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有力的减少了刑事司法活动中刑讯逼供现象的出现，减少了冤假错案的发生。它的确立有利于树立法律的权威，有利于维护公安司法机关的形象，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并且对我国刑事诉讼法治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在侦查模式、证据制度以及刑事政策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1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有利于改变现有的侦查模式 　　我国的侦查模式，被普遍认为是口供本位主义，也就是通过口供取得其他犯罪证据的侦察模式。这种调查方式导致了“三难”和“三多”。所谓“三难”是告知人们到案难、到案后说实话难、让它出庭接受询问更是难上加难。 “三多”即证人翻案的多、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翻案多、作案后尽可能不留下任何证据，一旦留下毁证的多。很长一段时间，刑侦人员总是深受“口供主义”影响，收集的证据和案件事实认定寄托在供词或受害者揭发上。 　　虽然立法规定的证据取得规则，要求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但在司法实践中基本上还是以口供为切入点。整个犯罪调查活动基本上是围绕犯罪嫌疑人的陈述展开，侦查机关取得一定的犯罪线索后，审讯犯罪嫌疑人；如果收集到的其他证据与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有差异，则继续审问嫌疑人。有学者把这一侦查取证模式比喻为“挤牙膏”，挤多少查多少。 　　在口供中心主义下，口供是证据之王，侦查活动的核心就是口供。只要是有线索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就会启动各种强制措施、侦察取证；如果犯罪嫌疑人对自己的罪行认罪，一切都会好起来，犯罪嫌疑人不认罪，侦查人员急于得到口供，经常实施酷刑，或采取欺骗利诱手段，这样所造成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违背了保护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合法的诉讼权利、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刑事诉讼的客观规律，而且办案质量也受到影响，只是口供定案，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司法不公正。相继发生的“赵作海冤案”、“佘祥林谋杀案”、“杜培武故意杀人罪”、“聂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