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对现代婚姻家庭思考.docVIP

转型时期对现代婚姻家庭思考 　　摘 要： 时代转型期具有的特点向传统的稳态婚姻提出了挑战，而非稳态的婚姻家庭在进步与裂变的两重价值意义上与时俱进，其中女性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女性在现代婚姻家庭中如何认识和谐婚姻与家庭稳态的组构要素，经营婚姻，包括对待婚姻过失、调适灵肉关系、摆对婚姻间距、面对单亲家庭、谐合二次婚姻，不仅是现代婚姻家庭研究面临的课题与应对措施，而且是营造和谐社会的基元要素。现代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和谐稳定可以说是社会基元结构“效应最大化”的历史选择。 　　关键词： 婚姻家庭；女性；和谐 　　婚姻，是规范化了的“性”，是人类生殖、繁衍与养育的重大环节，是搭建家庭的柱梁。传统的婚姻讲求稳定，事实上现代的婚姻也需要稳定。美国达特茅斯大学和英国沃里克大学的经济学家用5年时间，就大学毕业、就业、婚姻、婚后分居、离婚，购置房屋等人生主要经历和重大变故的感受，对“幸福感”进行量化统计分析，幸福婚姻等于10万美元年收入，其中女性“感到幸福”的比例高于男性。倘失业，其不幸感相当于每年损失6万美元，这从一个定量的角度评价了婚姻在现代社会中需要和谐与稳定的份量。在世纪之交，许多专家断言：“婚姻质量呈现提高趋势”。[1]但问题是，传统的视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为“圆满”的道德观受到了冲击，婚姻的“百年好合”受到了挑战，“百头偕老”日渐珍稀。如恩格斯所言：社会的每一进步，都是以道德的“堕落”为代价。现代社会的婚姻家庭，虽然有挑战，但从价值取向看是需要稳定的，这对社会的和谐具有基础价值作用，因此，现代婚姻家庭，在需要和谐稳定的同时也在接受“不稳定”的考验。 　　一、现代社会对传统“和谐婚姻”的挑战 　　一夫一妻制的婚姻，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是投入产出比较为均衡、趋于效应最大化的和谐关系，是几千年来人类社会基元结构“效应最大化”的历史选择。但现代社会出现的婚姻家庭的非稳定性，不仅使当事人要付出更大的情感与经济成本，而且社会也在付出相当的成本。当然，“离婚”在当代并不是一个贬义词，有时既是摆脱恶劣婚姻桎梏与家庭暴力??影的有力武器，也是婚姻中尤其是女性追求个性权力的有益手段，但不可讳言的是，总要付出不菲的代价，尤其是当付出代价的婚姻占的比例日益增高时，无疑对“婚姻”就是一场挑战。 　　首先是迅增的离婚率。1995年，中国离婚人数首次突破100万对大关，达105.5万对。同年，北京的离婚率爆高限，占当年结婚者比例的23.8%。1998年，上海结婚8.57万对，离婚2.96万对，占34.5%。从全国来看，1980年中国离婚率为4.76%，1999年，相距不到20年，离婚率为13.5%，而提出离婚诉讼的70%是女性。城市婚姻的趋势，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发展，将成为有代表性的婚姻、家庭问题的注目领域。由于当前多种经济所有制的并存，生存竞争的挑战，使婚姻离异现象在五类人群中显得较为突出，第一是“高收入”群体，第二是“高学历”群体，第三是“高流动”群体，第四是“高落差”群体，第五是“高激素”的人员。这些人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评判问题，不是仅仅遵循“道义”的原则就能解决得了的。这是当前我国婚姻家庭不稳定的现状之一。 　　其二是渐增的“丁克户”。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说。尽管有旧色彩，但极本质地看到了婚姻的繁衍本性。据2002年统计，我国现有“丁克夫妇”即双收入、无子女的“两人家庭”60-80万以上。基本上是流行于知识分子群中。这固然与现代人“享受每一天”的观念有关，但同时与疑虑家庭的稳定性、不愿承担养育子女的责任等因素有关。高文凭家庭的这种存在状况，侧射了“非稳定性家庭”的婚姻挑战的影响。 　　其三是失衡的性别比。生育中的男女性别比例，合理的自然态应当是103——107：100之间，但2000年第5次人口普查，我国男女出生性比为116：100，已经大大失衡；2003年北京男女性比也达108：100；而流动人口在京出生男女性比却达128：100。海南、广东男女出生性比竟达130：100以上。2004年，“长江三角地区人口发展战略研讨会”称：西南个别省市，人口出生男女比例竟高达骇人的140：100。从未来看，这个状况不仅对人口生产的性别均衡协调有影响，而且还会使婚姻家庭、社会道德受到冲击，同时还可能出现性产业泛滥、社会不稳定等恶果。 　　其四是“情人潮”的涌动。相当一段时期，关于“情人潮”之类的报告文学连篇累牍，时至今日，《警告中国情人》一类的书刊也为数不少。许多报纸以大幅的版面鞭挞“婚外恋引起的悲剧”，有的作者将其归咎为“法盲”加“文盲”、西方“性解放”观念影响下的“人欲横流”等。从治安学的角度，人们可以不假思索地指出“情人”问题的种种弊端：引发家庭的非和谐甚至崩解、导致人际冲突乃至情杀、畸变家庭影响子女成长……等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