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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文学另一副面孔 　　江飞是我们这个专业的在读博士生，我收到了他的散文集《纸上还乡》（敦煌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一一读过来，关于江飞散文的印象逐渐清晰了。如果要说这本散文集的主旋律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母亲、父亲与故乡罗岭。这不光是指这本书关于父母与故乡的文字最多，而且也指江飞30岁以前的情思主要聚焦在这里。然而，父母与故乡似乎也是散文写作的永恒主题，那么多人写过这个主题之后，江飞又该如何去运笔呢？ 　　那是一种毫不避讳的写法。他写母亲卖鱼，写着写着就插入了母亲在北京的经历：“现在回想起来，我和母亲都还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一向安分守己、谨小慎微的母亲，怎么也在北京的许多街道上兜售空白的录影带呢？母亲知道那是犯法的事，她也曾为此被便衣警察带到派出所，两次。……母亲并没有告诉那个年轻的警察，她有两个儿子，和他一般大，都在读大学，为了高昂的学费，她铤而走险。”（《鱼，飘在空中》）他还写到母亲喜欢打麻将，“我不止一次地劝过母亲，她那看似坚韧实则虚弱的身体，根本不能长时间低头，僵坐，动脑，受气，赢少输多的定理她也是知道的，然而在料理完繁乱的家务事之后，沉浸于四方城中找寻片刻的轻松和慰藉，似乎已成为她最后的精神寄托。不打牌，一个下午做么呢？母亲问我，我想了半天，竟无法回答。”（《不断死去，或浴火重生》） 　　这种写法不是孙犁《母亲的记忆》那种散点透视的写法，也不是李南央《我有这样一个母亲》那种完全暴露式的写法。江飞显然是在写母爱，写自己对母亲的理解，但是他没有把母亲的“犯法”之事隐掉，而是让它落入到为给儿子挣学费不惜铤而走险的叙述结果中。在这种叙述面前，我们似乎无法说这位母亲如何“伟大”，她给我们带来的是比“伟大”更复杂的心理感受。而母亲为什么会把打麻将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这大概也是做儿子的江飞所无法回答的。实际上，不光江飞无法回答，天下母亲的种种“非理性”之举，可能往往会超出所有做儿子的理解能力。无法回答就只好把问题悬置，或者像孙犁写母亲有斗纸牌的习惯时，引用母亲的说法（“这是你爷爷吩咐下来???，你们不要管我”）加以推诿，这都是一种高明的写法。 　　这种写法会让母亲的形象变得生动、丰满且复杂起来，而母爱等等也就有了深度。 　　当然，这并不是说，江飞关于母亲就只写了这些，而是说，相比于“她一把抱住我，很快流下泪来，似是失而复得的喜悦，又像是永不撒手的悲伤”（《向死而生：一个抑郁症者的回忆》）之类的描述，那种写法更有一种陌生化效果。如果说江飞对母亲的正面叙述是娓娓道来中突然发力，如同打球时反复摆短之后的“正手抽杀”，那么，他对母亲略带负面色彩的描摹就是“直拍横打”。他在不经意间起板，球路因而变得不规则了，让接球者感到不大舒服，却又极具杀伤效果。 　　江飞对其父亲的描述也让我深思。在他笔下，他的父亲多才多艺。他“会唱歌，弹脚踏风琴，拉二胡，打乒乓球，他还会将倒塌的院墙重新砌起来，一个人侍弄菜地和家禽”（《刀口》）。然而，作为一名有着30多年工龄的小学教师，“父亲始终保持着一个文人的姿态生活在乡下，虽然现在他的面容和罗岭的农民别无二致，……但是，我知道：他的心里始终潜藏着对城市对文学的最初向往和想象”（《谁看见那颗缓慢的心》）。这样一位父亲，显然知道自己既进不了城，也无法在文学方面有多大作为了，于是他把所有的技艺传给儿子，让儿子去延伸自己的希望，把梦想变成现实。他陪儿子打球，“奋不顾身”地跑动扣杀；他新写出诗文，会写上“请吾儿（青年散文家江飞先生）雅正”；而“更多的时候，他戴着老花镜，欣赏我们发表的作品，并拿给亲戚朋友们看，比我们更加高兴”。这种父子之间的互动充满着别样的温馨，让人羡慕。 　　但是，这位父亲却病了，他“突然倒卧在罗岭的马路上”，他住进了医院，身体里安装上了永久性的心脏起搏器。于是我们看到，描述父亲的病，并在描述中上升到对生命的关注，就成了江飞散文中时而潜隐时而彰显的主题。在《父亲是怎样炼成的》中，他非常详尽地记述了自己的妻子生产、女儿一天天长大的过程，这自然是对生命诞生的惊叹与感喟，但其中也分明接通了写父母的那条主线，我甚至读出了“不养儿不知父母恩”的话外音。而那篇《那些走着走着就消失的身影》，写的则是罗岭街上无数匆匆离世的生灵，那是对生命消亡的叹息。我曾写过《过年回家》的长文，其中有一节《赵家胡同》，本意就是想写原来那条热闹喧哗的胡同现在已经沉寂，因为我所熟悉的胡同的主人们一个个已经作古，死得无声无息。但那一节内容终于没有写成。如今，我可以把江飞写的罗岭街读成我的赵家胡同了。 　　我没能写出《赵家胡同》，但江飞却让罗岭不断出现在自己的散文中，这让我感到惊讶。他的散文让我意识到了我们与故乡之间的关系。 　　读家有方每个人都有故乡，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时刻把故乡装在心中的。比如我，我在江飞写散文那个年龄，所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