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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杜拉斯女性意识觉醒 　　[摘 要] 玛格丽特·杜拉斯是法国重要的女性作家和导演，也是法国女权主义运动先锋式人物。她的电影作品《娜塔莉·格朗热》以20世纪70年代初的法国女权主义运动为背景，利用镜头语言强调了女性压抑的主题，她认为，用以压抑女性的主要武器是男性主导的语言以及背后的男权文化。一旦女性理解了这种压抑感，她们可以选择沉默作为反抗男权统治的策略。沉默成为进入男权文化的手段，它创造了一个裂痕，通过它有可能使女性的地位发生改变。 　　[关键词] 杜拉斯；女性意识；《娜塔莉·格朗热》 　　出于很复杂的原因，欧洲的女性电影导演开始独立的电影制作比美国的女性导演要早很久。尽管在女权意识觉醒的影响下美国的女性电影开始出现，但美国女性电影的制作基本上完全是短片。美国与欧洲女性电影差别如此巨大，其原因很难一言蔽之，但很明显，第一，是与美国电影工业特殊的结构有一定的关系。其资金方式及意识形态的统治使女性很难去导演电影；第二，美国中产阶级女性的文化配置与欧洲女性有所区别，使得美国女性无法拥有一定的权利。在欧洲，很小的独立电影公司也有可能获得资金的资助，玛格丽特·杜拉斯是重要的女性导演，她在20世纪70年代女权运动开始之前就开始了电影导演生涯。她参与了以男性为主导的法国新浪潮电影，1959年作为编剧为法国新浪潮左岸派导演的主要代表亚伦·雷奈创作了《广岛之恋》，并参与了该片的制作，此片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20世纪60年代中期，创作了多年的先锋小说之后，她开始了独立的电影创作。她所追求的政治地位与近年来法国女性作家的地位有异曲同工之处，只不过当时她更关注嬉皮士以及其他受压抑群体，而不是70年代所关注的女性群体。1969年杜拉斯自编自导了电影《毁灭吧，她说》，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她说：“费耶（片中的主人公）是个热爱阅读的人。他想要以知识来毁灭知识。”但是，她想“毁灭知识是为了以空虚感取代它。是男性的完全缺席”。法国新浪潮电影代表人物、著名导演雅克李维特（Jacques Rivette）认为，这种空虚感的创造进入一种很危险的纯粹的被动状态，但杜拉斯认为，这种被动性是新秩序出现之前的必经阶段：“他们（嬉皮士）擅长无所事事。能做到这个程度是相当荒诞的。你知道怎么才能无所事事吗？我不知道。这正是我们最缺乏的……他们创造出一种空虚感失落感，是靠药物来实现的。那是一种方式，我肯定。他们创造出空虚感，但还没有看到它会被毁于其中的东西所取代——尚早。” 　　后来，杜拉斯又提出“嬉皮士处于社会之外”：嬉皮士是完全与任何事物都没有关系的物种。他不单存在于任何安全体系、任何社会福利之外，而且存在于任何事物之外。 　　杜拉斯相信，这种“之外”的位置是很有用的，它可以使人们自如地从一个位置转移到另外一个位置。如她所说：“这不是拒绝，而是等待。如同有人会在采取行动之前从容镇定。从一种状态到另外一种状态是很难的。突然转变，甚至是非常态的、病态的……必须要等待，人们不会做事，除非他不做那些已经不在的事。” 　　更深一步说，当杜拉斯谈到“希望与绝望之间的鸿沟，一种无法言喻的鸿沟”时，这种状态会更清楚，这种鸿沟即是她所说的“空虚感”或“零点”。“敏感重新组合的地方，并重新自我发现。”这是杜拉斯所说的反映了“一种值得效仿的自由”，嬉皮士很享受而且运用得很好的自由。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杜拉斯对政治地位的醒悟（理想破灭），政治成了纽带，这对了解杜拉斯非常重要。她发现政治是种家长制，如同19世纪的仁慈宽厚。这种新的位置涉及一种人与人之间真实的沟通形式，一旦建立起来，将会非常激进地改变社会秩序，与她所说的违反人们意愿的“错误的革命”刚好相反。 　　因此，总的来说，在近年来对女性进行理论研究风起云涌之前，杜拉斯已经开始讨论父权制了。然而，在《娜塔莉·格朗热》中，她明确把评论置于特殊的压抑女性的分析中。这部电影的语境设置在1970～1972年发生的法国女权主义者的革命性活动中，之前关于女性的理论研究有吉赛儿·艾里米（Gisele Halimi）与西蒙波娃等女权运动主义者共创的妇女运动力联盟的一些著作以及埃莱娜·西苏①等。在法国和英美等国家，她以诸多实验创作和先锋理论而闻名。《娜塔莉·格朗热》准确地发展了这种后来的法国理论家清楚阐述的女性政治。首先简要了解一下这个理论，然后再讨论《娜塔莎·格朗热》是如何反映了这种后来女性主义者倡导的政治主张的。 　　受雅克·拉康②的影响，法国理论家更重视语言，认为语言作为社会进步和社会主旨的主要工具，具有内在的男性偏见。由此得出结论，如果语言具有“男性”的定义，那么讲这种语言的女性则疏离了自我。用拉康区分想象世界（前语言阶段）和象征世界（语言为基础的秩序）的原则，他们提出，女性被迫在一个疏离的语言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女性面临了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