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郑竹波讲那过去事情.docVIP

听郑竹波讲那过去事情 　　新四军成立距今已75周年，新四军番号取消也已经65年了，即使当年的新四军小兵，如今也已是八旬上下的耄耋之人。目前全国仍健在的新四军老战士为数已经不多。他们是新四军历史的创造者，是新四军历史的见证人，也是新四军历史的活史料。为了更好地做好新四军历史资料的抢救征集工作，让新四军铸造的铁军精神代代相传，本刊特开辟《寻访新四军老战士》栏目。除本刊记者采写外，也欢迎广大作者和读者向我们提供这方面的稿件或线索。 ――编者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者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向中国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全国各地的抗战救国运动风起云涌。这年5月刚从国民党监狱出狱的管文蔚，随即在家乡成立了丹阳抗日自卫总团（简称自卫团），这时，年仅16岁的郑竹波在“抗日救亡，不当亡国奴”的思想指导下毅然参加了丹阳抗日自卫总团，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2012年年底的一天，记者来到郑竹波老人的住处，听老人讲他过去的烽火岁月。 　　难忘皖南之行 　　我们自卫团刚成立时装备差，弹药不足，训练又差，遭遇日军时不能恋战，只能避实击虚，声东击西。再加上队伍中多为农民，这就必须开展政治教育工作。当时的我作为高小毕业生，同自卫团队伍中的私塾老师、小学教员、失业的知识青年、师范生和少数失业工人一起，参加了自卫团第二期基层干部训练。虽然只有短短几个月，但我从这里学到了军事政治常识，得到了锻炼，增添了信心，更加坚定了抗日救亡的决心。 　　1938年6月，陈毅、粟裕率领新四军一支队到达茅山地区，自卫团与之会合后，先后改编为丹阳游击纵队、新四军挺进纵队。我也由自卫团科员变成了新四军挺进纵队三支队八大队政治指导员、四团青年干事。 　　1939年10月，我因参加新四军首届青年代表大会，到了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当时新四军成立两周年的纪念活动正火热，加上当时庞大的菲律宾华侨慰问团正在军部慰问，军部和??部驻地到处洋溢着热烈、欢庆的气氛。1939年5月我刚由三支队政治部主任惠浴宇同志介绍入党，在听了项英副军长作的指示和袁国平主任作的报告后，增强了抗战胜利的决心，提高了政治觉悟，对艰苦奋斗有了新的认识，更加认识了青年工作的重要性，我在心里确立了“青年工作重要，干青年工作光荣”的思想。 　　我从皖南军部回到家乡丹阳后，继续做地方工作，除了个别动员外，还包括抓俘虏和做地方武装的工作。半年内我先后在武进、江阴、丹阳和扬中等地工作。 　　骗过狡诈日军 　　1940年秋天，我在（江）苏南澄（江阴）、武（武进）、锡（无锡）三县抗敌委员会（简称三抗会）的抗日自卫团二支团担任政治协理员。不久，我又调到七支团工作，担任政治指导员。 　　一次我与七支团团长俞德研究工作，讲到战士张银生请假未归，商量后决定由我带名向导到张的家中去找他。张家住在双牌村，是接敌边区。为了方便和安全，我并未带枪，由团部的侦察员带路，我换上了便衣，带了伪“良民证”便出发了。双牌是个大村，我们进村没多久就碰到了张银生，正说着话，村的东南方向有四个穿短衣的男人向我们跑来，将我们两人抓了起来，这时我才明白张银生已经当上了伪军。 　　伪自卫团驻在一个庙里，最先由敌翻译冯荣大向我发问，我一一回答了他：我是梅光迪司令（“江抗”部队司令）的部下，担任文化教员，教士兵识字、唱歌；“良民证”是梅光迪的姑母替我所办，我到双牌是找张银生归队的，我不知道张已经参加了你们伪自卫团…… 　　正说着话，一个日军少尉进来了，他和翻译说了一阵话就径直走到我的面前，日军少尉看了看我的前额（如长期戴军帽，额前的皮肤应白一点），但日军少尉不知道我们自卫团戴军帽的时候不多；他又用手摸了一下我的右手虎口，如使用步枪，虎口的皮肤应硬而粗糙，但日军少尉不知道我作为干部，平时不用步枪。日军少尉又看了我的伪“良民证”，然后摇摇头，笑了笑，嘴里哼了下“新细棍”（新四军）便走了。这时我心里暗喜：日军虽狡诈，但还是被我骗过了，不相信我是新四军。就这样没过多久，我就被当地的两面派乡长沈子文保了出来。 　　思想麻痹被砍 　　1940年底，我到了镇江（山北）县任军事科长，五个月后任镇江县副县长。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遭受重大损失；日军在苏皖地区也频频对新四军进行扫荡，苏南丹北地区的抗日战争进入了艰苦紧张的阶段。 　　4月，镇江县二区常备队战士韦押才、殷裕龙叛变，还带了埤城的日军包围二区区委、区公所驻地樊村，接着常备队战士殷金波又叛变去了埤城，和韦押才、殷裕龙混到一起，甘做日军的走狗，危害人民。这段时间二区的工作困难增多，干部群众的情绪也比较消沉。于是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