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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身份认同视角看“陈登科现象”生成 　　摘要：陈登科有着从文盲成长为作家的传奇经历，被人称为“陈登科现象”。探究其成因，发现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思想的统摄下，各种政治、体制和文艺的力量都介入了陈登科的创作历程，赋予了作家共同的身份建构――无产阶级文艺新人。无产阶级文艺新人的身份建构规约着作家必须首先对党性原则和党的立场进行认同，必须附和主流政治话语的诉求。然而陈登科对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身份又有着某种倔强的认同，这与无产阶级文艺新人的身份建构构成了一定的张力，迫使陈登科产生了身份认同的焦虑，从而赋予了陈登科现象更丰富的内核。从身份认同视角考量陈登科现象的生成，也许可以更清晰地看出工农兵作家形成发展的历史面貌。 　　关键词：陈登科现象；工农兵作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13 　　个体作家现象是文学史构成的基本质素之一。因其生成和递嬗的特殊性，作家现象具备了文学和文化的双重内涵，成为文学研究者关注的重要话题。譬如赵树理现象、柳青现象、浩然现象等作家现象一度纠结于文学史重读思潮的漩涡中，生发出多元异质的批评声音。当然，并非所有的作家都具有现象性。现象性的判断标准主要依据于作家作品在文学或文化层面上是否属于独特的存在，作家作品的生成、成长史是否蕴涵着复杂的审美价值，对于某种文学或文化思潮的形成演变是否具有示范效应，或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在这个意义上，作为20世纪50至70年代工农兵作家的杰出代表，陈登科及其作品具有了自己的现象性。关于陈登科现象，人们关注得并不多，有必要先对陈登科现象的具体内涵作一解释。一、“陈登科现象”的提出 　　2003年8月，安徽省陈登科文学研讨会向省文联党组递交了《关于举办〈陈登科文集〉首发式和研讨会的请示》，提出“陈登科是当代文学史上一位富于传奇色彩的作家。他从小家境贫寒，只读过两个寒学，冬读春忘，最后还是不会写自己的名字。1940年参加抗日游击队，是杀敌的英雄，在战火中初学文化，练习写墙报稿子，成了工农通讯员。随后担任报社记者，并从事文学创作，进而成为著名高产作家，被人称之为‘陈登科现象’”。苏多多说：“陈登科从开始学习文化知识，到发表第一篇文章，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从发表第一篇稿子到写出成名之作《活人塘》，也仅用了五年时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种奇迹被称之为‘陈登科现象’，‘陈登科现象’是在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产物。”［1］68 　　苏多多等人的理解，主要彰显陈登科从文盲成长为作家的传奇经历，并且表明了现象的产生缘于特殊时代政治文化的影响。窃以为，传奇性确是陈登科现象的重要特征，但这种认识仍需要充实完善。如果把陈登科放在工农兵作家群落里来考量，作家的现象性会体现得更为明显。陈登科无法避免工农兵作家的局限性，却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主流政治话语的塑造，把笔触从写农村、写农民拓展至写城市、写知识分子等领域，自觉实验艺术创作的新手法新主题；迎合政治的同时，又能在文革后通过史诗式乡村书写作出激切的政治反思和自我反省。探究陈登科现象的生成诱因，对于理解陈登科及其同类型工农兵作家许有裨益。二、无产阶级文艺新人：政治话语的身份建构企图陈登科在不同场合谈道：“我从开始文化学习，写稿子，到写好两本书，毫无疑问的，完全是党的培养，没有共产党的培养，根本谈不上象我这样的大老粗，水牛腿人能识字的，更是做梦也想不到能写成书。其次是知识分子对工农作家的帮助，没有钱毅、路汀、秦加林这些热情帮助的同志，我这个工农出身的老粗，也不能够参加新闻工作，这完全是他们培养和帮助的结果。”［2］227“我的作品都是编辑编出来的；我的文学创作是许多革命前辈、文学前辈以及师友们扶着我成长的。”［2］248考察陈登科从农民到作家的人生经历，此番言论并非谦辞。苏多多也认为：“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需要，没有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给全党、全军、文艺战线制定的首要原则――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就不可能有‘陈登科现象’。”　［1］6869 　　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成为无产阶级文艺发展的总纲，为工农兵作家群的出现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人们逐渐认识到，如要彻底地实践毛泽东提出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更应该培养无产阶级文艺作家，这些作家出身于工农兵（绝大多数来自于乡村），受到了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有较高的思想政治觉悟和党性原则、丰富的工农兵生活阅历与体验，更容易践履好《讲话》的政策设计理想。然而作家培养毕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战时环境下能够快捷满足政治宣传需求的是新闻宣传，因此无产阶级政权相继在各地建立了新闻培训班，发行群众性报纸，形成了根植农村基层的通讯员网络。1944年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