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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当代图书馆事业政策时代特征研究 　　摘 要：指导我国当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政策是在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和具有特异性的文化、教育、科研等社会事业体制环境中形成的，这决定了我国图书馆事业政策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相应政策的特征。文章借助公共政策过程理论，在研究我国当代图书馆政策的形成途径基础上，重点论述了我国图书馆事业政策的从属性、系统性、同质性、阶段性、发展性等不同关系特征。 　　关键词：中国图书馆 图书馆事业 图书馆政策 　　中图分类号： G259.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3）04-0018-05 　　我国当代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我国当代图书馆事业史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图书馆事业发展史，历史的同步除了具有时间上的涵义外，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的治国政策，在改革开放前明确地表述为“政治挂帅”的政策，这是一种以服从于意识形态建设需要为先决，以满足党的国家宏观发展战略和阶段性、区域性政治目标为实现方式，以具体的“政策”作为手段的一种治国方略，这种基于政策的治国基本方式在经济、军事、文化、社会、教育等各个不同的行业，呈现出多种形式和内容上的差别，但作为党执政的一种基本原则，“政策”的政治高度是不容置疑的—“政策是党的生命”，国家的各项发展事业都依政策指导而建设发展。建国后建设的当代图书馆事业，也同样是在党和政府的图书馆事业政策的指导下发展起来的，分析和认识我国当代图书馆事业政策的时代性特点，是作为认识和研究我国当代图书馆事业政策的基础。 　　1 从“政策”的内涵、外延定义我国当代图书馆事业政策 　　1.1 我国图书馆“政策”的一般内涵和外延 　　基于政治学范畴的“政策”是“公共政策学”研究的基本概念，关于“政策”的定义，可以理解为“是国家机关、政党及其他政治团体在特定时期为实现或服务于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目标所采取的政治行为或规定的行为准则，它是一系列谋略、法令、措施、办法、方法、条例等的总称”[1]，这个定义适用于一般的社会事业领域，其在政策主体、目标取向、活动过程、行为规范上的把握，同样适用于图书馆事业领域。规范并影响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政策，除了与文化、教育、科研等图书馆依附部门直接相关的法律、条例、行业发展规划规范、部门规章制度及图书馆自已制订的规范方法外，还包括能影响图书馆发展的各种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及各级领导所作出的相关指示。 　　在我国的基本社会体制中，党建政后“为了适应中国外源性现代的要求和组织民众的需要”[2]而建立起了构成我国基本社会机构单元的单位制度，图书馆就是依附于不同的单位而设置和建设的下级单位，单位行政化特性中的科层同构、非契约化和单位身份特性在图书馆同样存在，单位组织功能中的政治功能、社会功能、生产功能也同样存在于图书馆身上，所有这些特性的形成和规范，原则性和规范性的政策是由图书馆的上级单位所制定和形成的，技术性和操作性的政策是由图书馆界及图书馆自身形成的，当然由图书馆形成的这些政策很多还需要各级权力机构名义上的主持、认可、附议才具有政策的效力。国际图书馆机构（如IFLA）的政策只有被我国相关权威管理机构认可后，才具有对我国图书馆的影响效力。 　　因此，在内涵上，我国图书馆事业政策可以理解为：凡是由我国各类图书馆主办单位、上级主管部门、图书馆行业组织以及图书馆制定、认可、签署、颁行的对图书馆建设发展、日常管理及服务工作开展具有规定性及约束力的各类法律、条例、规章、制度、通知、办法、批示等，都属于图书馆事业政策。 　　1.2 我国社会体制“政策”对事业发展的决定性影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我国建立了一套既完全不同于西方自由经济体制国家、又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管理与运行体制，这种体制的主要特点包括了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党的领导的一元化、各项社会事业的泛政治化。党在战争时期所积累的关于“法”的认识，对中华民国政府尝试建立法律体系实施“训政”建国最终失败经验的认识，以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在我国五十年代后逐步发展成为对法制化建设的全面否定，形成事实上的“以党代政”、“以党代法”、“以言代法”，“个人崇拜”在六十年代后的盛行更是发展到“文革”时期的“无法无天”，毛泽东同志在特定情况下有特定语境所讲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3]，被片面化理解，不同历史时期党根据政治形势发展和阶段性任务制定的“政策”，成为指导包括图书馆事业在内的各项社会事业的指挥棒。即使是在改革开放后，我国党政管理系统、社会舆论和图书馆，仍然在社会发展的惯性下，按照“政策”的指导制定自己的发展规划、实现日常管理、开展服务工作，对法制化的重视严重不足，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只有寥寥数部行政规程出台，权威性和可操作性都不足。直到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