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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收入分配改革对我国经济增长意义 　　目前，我国经济正面临着重要的结构转型阶段，从国内环境来看，劳动力成本、资源环境成本等加快上升，过去行之有效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投资、出口主导增长方式难以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后续动力。因此，释放国内巨大的需求潜力，是我国经济能否顺利转型的关键突破口，加快推进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对我国经济发展意义深远，而收入分配改革更直接关系到内需动力。 　　关键词 ：收入分配改革 居民消费 经济增长 　　众所周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投资、消费、出口共同驱动，人们将之称为“三驾马车”的驱动方式。而在“三驾马车”中，最稳定、最长效、最可持续的拉动力是国内居民的消费，消费对促进生产发展、国民经济增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的消费。消费是生产的先导，没有消费就不需要生产；广大城乡居民数量不断增加和质量不断提升的消费需求，推动着生产不断发展，规定或引导着一国经济向深度和广度进军。但必须指出的是，长期以来我国需求结构不合理，存在一个明显的缺陷，即主要靠扩大投资需求和对外出口需求驱动经济增长，居民消费率过低，对经济拉动不足。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消费保持了较快的增长，但却低于同期经济增长速度。由于居民消费慢于经济增长，使居民消费率（即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呈不断下降的趋势。1978年居民消费率为48.79%，八十年代基本都在50%左右波动，但九十年代以后，逐年下降，2009年降至35.11，比1978年下降了13.68个百分点。在这个过程中，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对全体居民消费的影响也此消彼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逐步扩大，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逐步减小，1990年，城镇居民消费规模第一次超过农村居民，成为居民消费的主导部分。之后，这一趋势不断强化，2009年，在居民消费中，城镇居民消费的比重已达到76.2%，农村居民消费的比重只有23.8%，农村居民消费率也降到历史最低点，只有8.36%。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平均消费率稳定在73%～79%，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最终消费率也达到65%～70%左右。消费率偏低，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结果必然带来经济比例关系失衡，大量生产能力闲置，由此形成的无效投资和银行呆坏账增加，直接影响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面对我国经济增长结构的现状，转而比较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在2010年两会期间九三学社中央公布的调查数字表明，中国收入差距目前已扩大到23倍，中国社科院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基尼系数已达到0.438，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尼系数在以每年0.1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并且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贫富差距扩大，已经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 　　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经济之所以出现严重下行压力，主要症结之一就出在我国多面临的需求结构上。一旦外需产生波动，出现需求萎缩，国内经济增长势必随之遭受影响和冲击，不得不进行需求结构调整。因此要推进和实现我国经济的整体转型，理所当然应首先调整需求结构，把扩大国内居民消费需求作为当下保增长的现实选择。 　　近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其新书《不平等的代价》中，分析了美国社会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给美国经济，政治，社会稳定乃至其社会核心价值观带来的冲击和成本，其核心观点简单而直接：收入不平等给整个社会带来的成本是巨大的。不像过去主流经济学正统观点所认为的那样，公平和效率好比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斯蒂格利茨认为，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极大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增长，制约了经济复苏。他坦言美国已从一个“民有，民享，民治”的国家变成了“1%有，1%享，1%治”的国家（1%指美国收入最高的阶层）。数据显示，在危机后期2009年至2010年期间，美国收入最高的1%群体的收入增长占到了美国同期全部收入增长的93%。其他的反映经济不平等的指标包括医疗、教育等，也都反映了这种收入分化趋势。斯蒂格利茨担心：“收入分化，已经导致美国的经济体系变得更加的不稳定和低效，较低的经济增速，并最终危及美国的民主制度”。更为让人不安的是，这些顶层收入人群的财富收入并不是来自于这个群体对于社会的整体贡献。看到美国的贫富差距问题，给人的印象是，美国与中国相比，其社会现状也好不到哪里去。然而，作出这样的判断似乎有些过于简单。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从财富集中的角度看，中国的财富集中度已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