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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三大英雄史诗比较研究 【作 者】郎樱 【作者简介】 郎樱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 《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是我国著名的三大英雄史诗，也是世界史诗宝库中的瑰宝。这三大史诗是典型的东方史诗，它们具有区别于西方史诗的共性；与其他东方史诗相比较，我国三大史诗与它们也不尽相同；由于这三大史诗分属于不同的民族，流传于不同地域，因此我国三大史诗之间既是有共性，也各具特色。 　　一、我国三大英雄史诗与西方英雄史诗之比较 西方的史诗，无论是古希腊史诗，或是中世纪的欧洲史诗，均为书面史诗。它们都较早以文字形式固定下来，在民众中已不再以口头形式传承，从这层意义上看，这些史诗已是“死形态”史诗。然而，我国的三大史诗，均为“活形态”史诗，至今仍在藏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民众中以口承形式流传，并不断地在发展与变异中。这是我国三大史诗极为重要的特点之一，也是我国三大史诗区别于西方史诗的显著之处。 口承史诗的传承离不开演唱史诗的民间艺人。民间艺人的演唱技巧、即兴创作能力，有高低之分。一些伟大的、有名望的民间艺人才华出众，记忆力超群，即兴创作能力极强。我国的三大史诗，规模宏伟，演唱三大史诗的民间艺人中涌现出许多大师级的歌手。如演唱《玛纳斯》的歌手居素甫·玛玛依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位能完整演唱八部《玛纳斯》的歌手，23万多行的《玛纳斯》从头到尾演唱一遍需一年多的时间。他被誉为“当代荷马”、“活着的荷马”，他不仅在柯尔克孜民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而且在国内外均享有盛名。演唱《格萨尔》的扎巴老人亦是一位“藏族的荷马”，据说他会演唱四十部《格萨尔》，遗憾的是只记录下他演唱的二十六部《格萨尔》，这位伟大的民间艺人就去世了。演唱《江格尔》的民间艺人朱乃能演唱二十五章《江格尔》，他的祖父尔克泰、父亲加甫均是很有名的江格尔奇，他们祖孙三代都是演唱《江格尔》的大师，他们在卫拉特蒙古民众中很有威望。这些大师级的民间艺人在保存和弘扬三大史诗方面立下了卓著的功勋，是我国的国宝。除这些大师级的民间艺人之外，在我国蒙、藏、柯人民聚居的广大地区，还活跃着一大批演唱三大史诗的民间艺人。在他们中间，既有老艺人，也涌现出一批具有才华的青年艺人；既有文化水平很高的民间艺人，也有斗大的字不认的文盲民间艺人。他们人数众多，分布面广，他们在三大史诗的传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民间艺人既是三大史诗的传承者，又是三大史诗的创作者，没有民间艺人的演唱活动，三大史诗亦不可能如此完整地保留到今天。 西方史诗以书面形式传承，因此，在西方各国已不存在演唱史诗的民间艺人了。而我国目前不仅存在着演唱三大史诗的民间艺人，而且民间艺人的队伍还相当庞大。在我国的三大史诗研究中，歌手的研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是我国三大史诗研究绝对优于西方史诗研究的一个强项，我们应加强史诗演唱艺人的研究，发挥我们的优势。 口承史诗的传承也离不开听众。史诗的社会功能和美学价值是“潜在的功能”和“潜在的价值”，只有通过听众的接受，史诗的潜在功能才能得以发挥，史诗的潜在价值才会发生效应。史诗的价值结构是史诗与听众的合成结构，在这一结构中，听众是价值的主体，听众接受，史诗才能得以流传。听众拒绝接受，无论史诗多么精彩，歌手演唱的技艺多么高超，没有听众聆听，歌手失去听众就不会再进行演唱活动，史诗就会失传。是听众使史诗获得了生命。值得注意的是，听众接受史诗的过程，也是听众参与史诗创作的过程。听众对于口承史诗的传承与发展，发挥着巨大的能动作用。研究三大史诗，研究我国所有的口承史诗，必须要对史诗的接受者——听众进行深入的研究。 西方史诗是书面史诗，西方史诗的接受者不是听众而是读者。读者面对的是史诗文本，而听众面对的却是史诗的演唱者。听众与演唱者在感情上可以进行直接的交流与沟通，听众的反应制约并影响着史诗演唱者的情绪与即兴创作能力的发挥。 史诗文本、演唱史诗的民间艺人、史诗的接受者——听众，这三者构成了我国三大史诗传承的立体结构。这与西方书面史诗的传承有极大的不同，西方史诗的研究主要依据史诗文本，即他们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作为客体的书面史诗的文本。而我国三大史诗的研究，除文本研究之外，对于史诗的主体——演唱者与听众的研究，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主体性研究是我国三大史诗重要而又特有的课题，而这种研究在西方书面史诗的研究中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从叙事方式看，我国的三大史诗与西方史诗迥然有异。西方史诗常常采用倒叙方式叙事，或者仅仅截取英雄一生中的某一段经历加以叙述。如《伊利亚特》只描写了十年战争的最后五十一天的战争场面，至于希腊人与特洛亚人十年战争的起因，以及在这十年战争中双方英雄与支持双方英雄诸神的表现，均采用倒叙手法加以叙述。另一部著名希腊史诗《奥德修纪》仅仅描写了英雄奥德修在海上飘泊十年决心返回故乡的最后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