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陵派钟惺、谭元春小品审美理性.docVIP

竟陵派钟惺、谭元春小品审美理性 　　[摘 要] 明代钟惺、谭元春的小品文是古代散文的精品，也是竟陵派作品的代表。钟惺、谭元春的小品，以独到的审美趣味和精致的审美形式，一反传统的审美路线，显示出独特、新颖、超前的审美意识。透过钟惺、谭元春小品解读其审美意识，主要表征为以审美理性激发性灵意趣，在行文、音律及结构体式上贯彻了审美理性的“幽深独至”。钟惺、谭元春小品的审美理性是中国文学审美意识积累的必然结果，它不仅对中国古代文学审美作出了历史贡献，而且对于推进当下文学审美意识的自觉也具有积极的启悟意义。 　　[关键词] 竟陵派；钟惺；谭元春；小品文；审美理性 　　[中图分类号]I206.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4）01-0076-06 　　竟陵派作品在明代审美意识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地位。竟陵派的钟惺、谭元春都擅长写散文、诗歌，但散文的成就尤其突出，这不仅因为他们的散文考究精致，绝佳之作甚多，而且还因为他们的美学观念、审美趣味和创作手法都非常特别，与中国自先秦以来的散文路数大为不同。先秦以来的散文大体都遵循了审美感悟的情事（景）相合之路，以致明以前的散文虽在体裁、语言和形式上形成文类、意趣和技艺上的明显差异，但基本都在传统审美意识的格局之内，追求文与道合、以形写神和情景交融，“表情达意是直接的”，“无需通过审美中介”。[1] 　　竟陵派则不同，其小品注重文思的理性贯注，对观感不以浮畅求胜，特别注重个性化的美感表达，在文章的审美意旨上不务博瞻，力致独特幽深，形式工于设计，耐人咀嚼寻味。 　　钟惺、谭元春小品涉及的文体较杂。由钟惺自选编定、友人沈春泽刻于天启三年（1623年）的《隐秀轩集》收录游记小品、赋、序、题跋和传等124篇，另有铭、赞、颂、书事、辨、说、祭文、墓志铭、行状等100余篇。就“文学性”而言，前一类最具代表性。谭元春的小品以明刻本《鹄湾集》收录最为集中，此集所收小品大多见刻于明崇祯六年张泽的《谭友夏合集》，该刻本影响最大，流传很广。 　　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小品，对于传统审美意识是一次重要的??战。在竟陵派盛行大约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出现了一批钟惺、谭元春的青年追随者，但他们的创作成就始终没有超过钟惺、谭元春，表明钟惺、谭元春的审美意识在当时并没有被真正领会。这种挑战的另一面表现为对传统审美意识的强烈冲击，自明末至清初相继有人对竟陵派大加否定和攻讦，如钱谦益斥竟陵派为“妖风”、“鬼趣”，顾炎武、宋荤指责钟惺、谭元春的诗文“败坏天下”、“拘泥穿凿”、“似鬼窟中作活计”，朱彝尊则诅咒竟陵派“流毒天下，诗亡而国亦随之矣！”[2]这些攻击致使清代长期视竟陵派为怪胎谬种，禁绝其作品刻印流传。 　　迄今为止，人们对竟陵派的审美意识，依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模糊认识。郭预衡先生曾指出，过去人们诟病竟陵派，主要在诗及《诗归》一书，至于“二人之文，论者很少涉及”[3]262。近年来，学界一方面不乏从竟陵派诗美学方面进行申辩者，力图以此还原竟陵派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对于其散文小品也有不少作者给予高度关注，出版了若干选本，并在小品文鉴赏性书籍中多有介绍，但总体看，对于竟陵派小品散文作品的探讨还是很不够的，特别是对其小品文中所表现的审美理性，迄今尚未见有明确的讨论。笔者认为，体现于竟陵派代表人物钟惺、谭元春小品中的审美理性，体现了作者对中国文学审美表现力的深度探索，虽然这种探索可能存在某方面的不足和缺陷，但它对于推进中国散文的文学审美发展，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贡献和意义。 　　一、审美灵性的理性导引 　　“小品”并非文体概念，大凡篇制精短、谓为佳作者，均可划入“小品文”范畴。钟惺、谭元春小品中“序”占的比例最大。钟惺、谭元春所作“序”文大多是为他人诗文集写的引言，也有贺寿拜喜应嘱之作。“序”的笔法灵活，夹叙夹议，在拟人状事的谋篇布局中，传达出作者特有的行文丰采。如谭元春《期山草小引》，系为女诗人王微的诗集所作之序，作者写道：“己未秋阑，逢王微于西湖，以为湖上人也。久之复欲还苕，以为苕中人也。香粉不御，云鬓尚存，以为女士也。日与吾辈去来于秋水黄叶之中，若无事者，以为闲人也。语多至理可听，以为冥悟人也。人皆言其诛茅结庵，有物外想，以为学道人也。尝出一诗草，属予删定，以为诗人也。诗有巷中语，阁中语，道中语，缥缈远近，绝似其人。”这个序虽是为诗集而写，却不从诗的评鉴开始，而是从友人“性灵”的描写开始，写与其相逢于西湖，是在己未（1619年）秋末。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一一具体明确，真实可信。但接下来，笔触一转，就让人对她到底是一个何许人产生玄妙难测之感。在对王微“性灵”的描写中，谭元春笔法的灵活变化，始终贯穿在审美理性的推进之中，两者十分奇妙地糅为一体，不能不让人在一种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