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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牍普遍应用与春秋战国时期教育转型 　　[摘要]从媒介演进的视角考察春秋战国时期教育的变革学界鲜有关注。虽然简牍作为书写材料至少可以追溯到商代，但简牍的流行则是在铁器普及从而提高了简牍制作效率以后。简牍的普遍应用促进官藏典籍向民间扩散，也将原来局限于贵族阶层的读书活动带到民间，促进教学内容由技能形态向文本形态的过渡，开启了中国古代以文本阅读和讲述为主的书本教育时代。 　　[关键词]简牍；春秋战国；文本；读书；诵说 　　春秋战国无疑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重大转型时期。对于周王室式微所导致的官学衰废、学术下移，以及铁器使用所带来的生产力提高、社会分工细化，让更多的人脱离直接的物质生产而从事文化教育活动，从而促进学术的繁荣和私学的发展等方面，学者们已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但对于简牍在这一系列教育变革中所起的媒介作用，则很少有人注意。本文即尝试对春秋战国时期简牍的普遍应用所引发的教学内容形态和学习方式的变革进行考察。 　　一、简牍的流行 　　简、牍作为书写材料，在古籍文献中通常各有所指，而区分标准常又飘忽不定。有时言其材质不同，竹制者称简，木制者称牍；有时言其形制有别，狭长而仅能书写一行者（间或有两行者）称简，宽广而可并书数行者称牍。比较竹、木材料的材质特点和各自适切的裁制形式，我们不难看出这两种区分标准之间的联系。本文所说的简牍通指以竹木制作的不同形制和名称的书写材料。 　　简牍之用始于何时？《尚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而“册”的甲骨文和金文写法颇似经绳索编联后的简牍象形，且“册”也是后来书本的原型，据此人们普遍认为简牍至少在商代已经开始使用。但是也有部分学者对此持有异议，因为迄今我国出土的简牍没有早于战国时期的，《尚书·多士》中提及的“典”、“册”也可能是其他材质如甲骨等。 　　从先秦文献中有关简牍的记述来看，商周时期简牍文本的存在应可推断为事实。《尚书·金滕》中记载了一次周武王病重，周公为其祷于先王的故事。根据记述，先由史官将祷文书于简或板上，形成“册”；祷祝活动中向先王的灵位诵读祷文，并通过卜龟（“卜三龟”）以了解先王对祷祝活动的回应情况；祷祝完毕后“纳册于金滕”，即将载有祷文的“册”秘藏到用金缄封的柜子里。这里我们注意到，书写“册”文和卜龟是祷祝活动中的两个环节，可证“册”并非龟甲。 　　《墨子》一书中也多次出现“古者（之）圣王，……书之（于）竹帛”的文字，如：古者圣王既审尚贤，欲以为政，故书之竹帛，琢之盘盂，以遗后世子孙。 　　何以知先圣四王之亲行之？子墨子曰：“吾非与之并世同时，亲闻其声见其色也；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 　　这里提到的“先圣四王”即包括周文王在内的古代帝王。类似的文字还见于《墨子》《天志》中、《明鬼》下、《非命》中、《非命》下、《贵义》、《鲁问》各篇。《墨子》各篇的形成渠道和时间不同，但上述诸篇均为墨家弟子对墨子讲演和言论行事的记录，成文于战国时期，则是学者们一致的看法。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出，战国时期的学者如墨子等是能直接或间接地了解到“先王”遗留下的竹帛文书内容的。 　　虽然以出土与否而断简牍之有无失之偏颇，但以出土的多寡推断简牍的流行程度则大致不谬。战国之前的简牍不见出土，应是当时简牍尚未普遍流行的反映。有些学者认为战国前的简牍已经腐朽，所以不见出土，这在情理上是说不通的。考古中已经发现不少战国前乃至四、五千年前的竹木器，有些竹篾器如箩筐、篾席、篾筛等，其篾条的纤细程度小于竹简，都能较好地保存下来，为什么独竹简见不到，正说明当时简牍并未普遍流行，实物遗存少，降低了被考古发现的几率。迄今出土的简牍年代分布于战国至魏晋的近1000年时间，其中前期和后期较少，而中间的秦汉时期较多，基本反映了简牍流行的盛衰消长情况。 　　春秋之前简牍用作书写材料还局限于朝廷官府，主要功能是记录和保存信息以传于后世，与当时发达的史官文化密切相关，有时也用来书写公文和传布政令等，极少用于文本的抄录复制以发挥横向知识传播、交流的作用。《尚书·金滕》还提到，纳于金滕中的“册”在武王去世多年之后，才由成王率众大臣慎重开启，所谓“王与大夫尽弁，以启金滕之书”，此时距纳“册”已有十多年的时间。金滕之“册”制作、收藏、启阅的过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春秋之前简牍书册生成、传递的事实，即书册一般生成于史官对王事活动的记录，或重大事件留下的文诰、誓辞、祷文等，生成后即秘藏于官府，民间极少有流传的简牍文本。 　　关于春秋时期简牍的使用情况，有更为可信的文献记录。公元前548年，齐国权臣崔杼杀齐庄公，齐太史坚持直书“崔杼弑其君”，被崔杼所杀，“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此处南史氏所持的简显然是用作书写材料的空白简。《史记·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