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观念中中国剖析与考辨(下).docVIP

黑格尔观念中中国剖析与考辨(下) 　　二、黑格尔关于中国认识和观念中的谬误 　　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一些观念长期以来已经引起了诸多争论，比如他认为东方国家（中国是他的一个例子）是“历史的幼年时期”或“历史的少年时代”。关于这一点，本文不赘。本文要考辨的是另外一些尚未被充分讨论的问题。 　　1、关于政令出于皇帝一人的表述 　　黑格尔谈中华帝国行政时说：“政令是出于皇帝一人，由他任命一批官吏来治理政事”。按照上下文可知，黑格尔此处当说的是清朝的行政。清朝皇帝行政，主要依靠奏折制度，权力高度垄断。从这个角度来说，黑格尔的表述没有太大问题。然而，在黑格尔的观念中，“这种历史（中国历史）的详细节目，我们用不着深入考究，因为这种历史本身既然没表现出有何进展，只会阻碍我们历史的进步”。这就给人造成一种强烈的错觉，即认为黑格尔的“政令是出于皇帝一人”的说法可以适用于说明中国所有朝代的行政特点。这就将中国古代行政的机制过于简单化了。这种简单化对后世西方简单化理解中国的政治制度肯定产生了消极影响。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例子可以用来驳斥黑格尔这样的不严谨的表述，但是最有力的反驳，不是用例子而是用历史上的具体制度来说明问题。以古代中国的唐宋朝为例，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就认为，“唐代是‘君主为贵族阶级的共有物，其政治是在承认贵族的特权的基础上才可实行的，无法由一人掌握绝对权力’，其政治过程是‘通过与贵族的协议共同体’而实现的。”在宋代，皇帝的权力加强了，就政治制度特征而言，是中央集权，皇帝有最高裁决权，但政令的颁发实有一个复杂的机制。宋朝皇帝发布诏书有个复杂的审议过程。当皇帝接到官员的状、奏、表、疏等文书，或收到“劄子”，或宰执上奏后，可通过裁可、御批等方式给予回应。宰相可以直接通过上奏反对皇帝。北宋末年，宋钦宗要任用游侠王伦，“取片纸书曰：‘王伦可除兵部侍郎’，宰相何栗以伦为小人无功，除命太峻，奏补修职郎，斥不用”。皇帝裁可后，要由中书舍人或翰林学士根据类似提纲的“词头”起草诏书；如果中书舍人或翰林学士有不同意见，可以“封还词头”。诏书起草后，要被送到门下省由给事中审议内容；如果给事中反对其中的内容，则可以退回，这叫“封驳”。中书参与诏书议定，门下参与审覆。南宋宰相朱胜非曾说：“不由凤阁、鸾台，盖不谓之诏令”。“凤阁就是中书省、鸾台是指门下省。朱胜非的意思是，诏令虽然是皇帝裁决，但未经中书门下省（其时已经由中书省、门下省合并）审议，不算有效的诏令。此外，宋代专门的言路之官还有台谏，他们可以利用各种文书或“对”表达不同意见。由此可知即便是皇权大大加强的宋代，政令的颁布过程也绝不是绝对的皇帝独裁过程。黑格尔关于中国“政令是出于皇帝一人”的说法，显得过于简单化了，加之这种判断由他错误的历史观统领，因此极易造成读者对中国古代行政机制的片面理解。 　　2、关于中英冲突的原因 　　在论述中华帝国的法制特征时，黑格尔认为，“讲到责任的问题，一桩寓意的活动和无心的偶然的事件是不加分别的；因为中国人把偶然的事件和蓄意的活动认为同样严重”。以这种认识为基础，他为中英冲突找到了理由。他指出： 　　无意误杀他人，须处死刑。这种漠视无意和无意的分别，造成了中英两国间多数的冲突；因为英方假如被华方攻击——假如一只英国军舰，认为受了攻击，采取自卫行动，结果有一个英国人被杀死了——中国方面照例要求把那个开枪打死人的英国凶手处决抵命。 　　黑格尔关于当时中国法制方面的认识并不准确，但他试图从这种认识中抽离出某种本质性的特征，这就造成了他在这方面论断的偏颇。关于将中英两国间冲突的原因简单归结为中国方面要判他所谓的无意杀人者死刑，则更显得浅薄甚至错误。 　　3、关于佛教在中国的流行与道德放任的关系 　　黑格尔将佛教在中国的流行作为中国人道德放任的—种证明。但事实是，即便是清代，佛教在中国也没有流行而到国教的程度，更何况中国历史上还有数次灭佛教运动。如果按照黑格尔的逻辑，那么灭佛运动似乎就可以等同于道德放任的反面，而灭佛运动本身岂不就可称为是道德建设的高尚活动？显然，黑格尔将佛教的流行作为中国人道德放任的证明是不合适的。显然，佛教在中国的流行并不可简单地归结为中国人的道德问题，而灭佛运动的原因也决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道德建设的需要。 　　4、关于中国历史 　　黑格尔说，“说到科学的本身，在中国人中间，历史仅仅包含纯粹确定的事实，并不对于事实表示任何意见或理解。他们的法理学也是如此，仅仅把规定的法律告诉人；他们的伦理学也仅仅讲到决定的义务，而不探索关于他们的一种内在的基础。”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评判中，黑格尔的深刻见解和武断片面是如何混杂在一起的。“在中国人中间，历史仅仅包含纯粹确定的事实”这样的观点的是极易反驳的。中国古代典籍《春秋》即包含深刻的价值评判，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