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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佑平三中全会之于公益慈善突破性意义 　　多位一体地解读《决定》 　　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谈到公益慈善行业时提出一句话：“完善慈善捐助减免税制度，支持慈善事业发挥扶贫济困积极作用。”对此，我们不能表现出悲观情绪，认为三中全会把慈善定位为扶贫济困，范围缩小了。 　　这其中有一个解读的方法论问题，我们应该从根本上来解读。正如《决定》首先强调的，改革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也是慈善事业的根本宗旨。同时，我们应该从全局解读，不能就一个问题，自己把自己缩小了，你跳出去解读就完全不一样。《决定》本质讲的是全面的改革，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五位一体”。 　　提及社会组织最多的是第48小条，“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其中有六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原则，延续了十八大第一次提出的“政社分开”，以及“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的方针；第二是开放公共服务的空间；第三是志愿服务组织，而志愿服务是慈善事业的基石，所以才把这个单独做一条来提；第四是行政脱钩的问题；第五是放开注册登记的门槛；最后提到了放开以后加强管理的问题。 　　对于“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这一条，我们在解读时会发现，这一次是前所未有地提高了社会组织在我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这在以前的任何文件中都是没有的。我们不能只停留在社会层面的概念，必须多位一体地去看。 　　关于政治改革的条文里，包括第8大条“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强调“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而且，人大的工作也提到，扩大公民参与立法的途径，这里面特别强调一点，“构建协商民主体系，拓宽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这样，社会组织就参与到整个国家政治法律生活了。 　　文化方面，第11个大问题“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决定》提到降低社会资本进入门槛。这里面也包括扩大政府资助和文化采购，就是政府购买服务。“鼓励社会力量、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培育文化??营利组织”。无论文化遗产的保护，还是对外文化交流、文化的建设等，都是很多公益慈善组织在做，比如今年黑石集团对清华大学3亿美元的捐赠，就是用于中国文化和国际的交流。 　　社会事业就根本不用讲了。《决定》里关于医疗、卫生的条文提到，“鼓励社会办医，优先支持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组织、慈善组织可以办医院。 　　我认为，中国慈善的成熟有两个标志。第一是老百姓在制订家庭年度支出计划时，有用于做慈善事业的开支计划；第二是公益慈善组织办的学校、医院、养老机构、福利机构达到一定比例，这样一个国家的慈善事业才算成熟。 　　《决定》里有关生态方面的条文比较少，我也问过一些参与起草的生态方面的专家，他们认为不能抠条文，要看大势。包括参与起草的发改委、生态文明领导小组的重点是强调政府的作用，事实上，最近有一个中办、国办关于生态文明的意见，其中提到两点，一是政府和生态环保组织形成合作关系，二是加大购买社会组织服务。 　　慈善事业某种意义上是第三次分配，在收入分配这个层面肯定要“支持慈善事业发挥扶贫济困积极作用”，但是慈善远远不止是第三次分配，扶贫济困是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外延更大，但是在调整收入分配这个环节，只能描述这方面的“扶贫济困”。 　　因此，不能笼统地看一句话，还要进行很多解读。信号已经释放，锣鼓已经敲响，戏要怎么唱，我们这个行业要形成一个朝野呼应的格局，公益慈善行业必须出声，对决策进行响应。当然，改革有破有立，有很多利益固化的东西，如果我们这个行业呼应，可以促进行业改革进步。 　　政府购买服务是最大的利好消息 　　这次改革中间，除了提升整个公益慈善的作用，放开门槛，另外一个层面是政府的开放，“开放公共服务空间”与“推广政府购买服务”的配套，是最大亮点。《决定》对社会组织的支持力度是前所未有的。某种意义上，这是最大的利好消息。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公益慈善行业的意义，从专业角度去解读，完全不亚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经济领域的意义。 　　公共服务包括基本公共服务和非基本公共服务，某种意义上，政府承担基本公共服务，社会组织包括民营资本承担非基本公共服务。政府承担的基本公共服务，很多也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向社会组织购买。放开门槛后，社会组织可以办医院、学校、养老院、福利院、博物馆、图书馆。 　　我们实现了放开公共服务空间，再加上加大购买服务的扶持力度，意味着下一步社会组织有很蓬勃的发展空间。 　　关于收入分配，有一条提到“要完善税收优惠政策。”中国公益慈善行业的发展和其他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其中大家说得最多的问题是税收优惠政策。这次涉及很多。第一，作为捐赠人免税的问题，第二，哪些组织享有免税资质。 　　一是额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