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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农通讯员制度传播学解读 　　摘要：在人民群众中发展工农通讯员，是中共对马克思“人民报刊”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实现“群众办报”的根本保证。从依靠工农通讯员进行宣传到鼓励工农通讯员参与办报，把人民群众提高到既是“受众”又是“传者”的高度，体现了中共宣传理念的转变。 　　关键词：工农通讯员 延安时期 革命根据地 传播学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这一新闻思想是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新闻传播思想的总结，也是未来新闻传播工作的指针。“群众办报”是“全党办报”的补充，也是实现“全党办报”的途径和方法。对于如何实现“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在毛泽东认为可行的4条途径中就有一条是：建立团结在党报周围的工农通讯员队伍。还曾指示《解放日报》《晋绥日报》等根据地的报刊要把工农通讯员组织好，管理好，从而使这些报刊在陕甘宁边区各县建起了通讯员网，及时有效地反映来自基层第一线的消息。但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人们在研究“群众办报”时，很少谈及“工农通讯员”，对工农通讯员在战争年代所付出的努力，所取得的成就未给予必要的肯定，更没有人从传播学的视角予以观照。 　　中共在新中国成立前，尤其是延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新闻传播之所以取得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建立了广泛的工农通讯员网络，并逐步制订了严格的工农通讯员制度，这是“群众办报”得以实现的坚实基础和根本保证，这支不在编的新闻队伍在各个历史时期，在配合新闻专业人员完成党的宣传任务、密切党群关系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取得了有效的宣传效果。 　　二、延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工农通讯员制度 　　“工农通讯员”是党在革命根据地吸收工人、农民用通讯等形式为新闻机构反映情况、采写报道的编外新闻工作人员。工农通讯员是中共对马克思主义宣传观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在创办其《莱茵报》和《火星报》时就十分重视发展、依靠工人通讯员，以获得工人群众的支持。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1920年创办《劳动界》周刊时已注意在工人中发展通讯员，在第二、第三期刊登有“欢迎工人投稿”的启事。1931年4月21日在《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中指出：“在党的与苏维埃的机关报下面，必须有很多的工农通讯员。”[1]《红色中华》还专门辟有“工农通讯”专栏，1932年8月，李一氓（署名“氓”）在《红色中华》百期纪念特刊上发表题为《论目前“红中”的任务》的文章，指出培养“从工农出身的新闻干部，是红色中华的天然的责任”，要求“每个支部每个乡苏维埃指定通讯员并完成执行通讯员的责任”。[2]《新华日报》在1938年5月向读者及地方组织提出了几点要求，其中第三条就是：为报纸担任经常的地方通讯，成立通讯员小组。[3]抗战时期各根据地党委、宣传部、各报刊编辑部对培养工农通讯员的工作十分重视，形成了遍布各县、各系统的群众通讯员网。 　　中共从建党开始就一直强调建立工农通讯员网络，一方面是想通过工农通讯员这支队伍更好地向工农大众进行有效的宣传，另一方面是为弥补报社人员不足、稿件缺乏的现状。但由于战争年代人员流动性大，缺乏统一的组织管理，很多地方组织和新闻宣传部门，只是满足于扩大工农通讯员的人数，以应付上级部门，却疏忽了对通讯员的引导和管理，因此，虽长期要求培养工农通讯员，但并未形成一定的制度。 　　1942年至1945年，中共加强了抗日根据地的新闻媒体整合。针对以往《解放日报》为代表的解放区各报刊过于重视国际新闻，而不重视国内，尤其是解放区的新闻，存在不重视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等问题，毛泽东指出，新闻工作就是要教育群众，“让群众知道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任务，和党的方针政策”。要“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4]1942年3月16日，中宣部明确指出：“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5]与此同时，中宣部要求努力开展通讯工作，把一切愿为党报写稿的积极力量动员起来，并加强对工农通讯员队伍的管理，把工农通讯员工作纳入党的完全领导之下，加强对各级相关部门人员的教育，让他们从思想上认识到工农通讯员在革命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及重要性。1942年8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展开通讯员工作》的社论指出：我们的报纸如果没有广泛的通讯员，如果没有参加实际工作的、生活在群众中间的党与非党的通讯员，报纸是不可能办好的，因为我们的报纸是党的报纸，同时也是群众的报纸，群众的利益、群众的情绪，是党决定政策的依据；群众的意见、群众的行动，也是考验我们的政策与工作的标尺……我们的报纸不仅要有能干的编辑与优秀的记者，而尤其需要有生活在广大人民中间的、参加在各实际工作里面的群众通讯员。[6] 　　1944年2月5日，胡锡奎在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宣传部召开的通讯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进一步加强党报通讯工作》的总结，指出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