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子“史官理性”到庄子“生存智慧”.docVIP

从老子“史官理性”到庄子“生存智慧” 　　摘要：受到老子用以把握“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的史官理性的影响，庄子提出了以无为用、循虚因顺之主张，但其主张仅只是险难时世中个体迫不得已的避祸存身术，而不像在老子思想中那样，是人主为维护其家国利益所采取的政治谋术。 　　关键词：老子；史官；庄子；生存 　　中图分类号：B22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2013 　　收稿日期：2013-04-0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遗民士群之儒家庄学研究”（11BZX041）；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庄子》篇义题解辑要与研究”（12JJD7200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邓联合（1969-），男，江苏徐州人，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哲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道家哲学研究。 　　老子作为史官的职责之一是记录历史并保藏历史政治文献。与此相应，其思想中一些带有显著史官特色的理论观念对庄子也有深刻影响，特别是在现实的个体生存论方面。 　　任继愈先生指出，作为中国古代辩证法系统的开创者之一，身为史官的老子通过概括当时的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发现“事物都向着它的相反的方向变去”；鉴于此，为“保存自己的利益”，其辩证法思想落到社会实践即“术”的层面，便具有了“以柔胜刚、以退为进”的特点[1]。事实上，对于老子思想的辩证特点与其史官身份之间的关系，《汉书·艺文志》已有揭示：“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史记·太史公自序》则从“术”的角度把这种特点概括为“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不为物先，不为物后”。 　　针对老子基于历史经验的辩证思想，朱熹在论及老子“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一语时曾说：“老子说话都是这样意思。缘他看得天下事变熟了，都于反处做起……其势必至于忍心无情，视天下之人皆如土偶尔。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杀人也不恤”（《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五）。这里，朱熹直接把老子的“反处做起”之术归因于其史官之知，即所谓“缘他看得天下事变熟了”。近代以来，学者对于老子思想与其史官身份之间的关系仍多有注意。例如，章太炎说：“老聃为柱下史，多识故事……著五千言，以为后世阴谋者法。”[2]傅斯年认为，老子“以其职业多识前言往行”，故“五千文非玄谈者，乃世事深刻归纳”，其所论者不外道术和权谋，而道术实为“权谋之扩充”[3]。 　　循此阐释进路，1980年代李泽厚进一步提出，“《老子》哲学层的辩证法正只是他的政治层社会层的军事政治历史社会思想的提升罢了”，该书主张的尚柔、守雌、用弱从本质上说也“不是明晰思辨的概念辩证法，而是维护生存的生活辩证法”，其中的“二分法直观思维方式”虽根源于军事斗争，但当老子将其由军事辩证法扩展为政治辩证法之后，便毋宁说它“是在较为久远的历史把握中获得和应用，从而具有静观的外在特征，好像是冷眼旁观似的”[4]。与此相通，陈来认为，由于通晓家国兴亡之变，春秋时期的史官逐渐发展出一种高度重视历史经验、“冷静旁观”的理性精神，其实质是“以国家功利主义为中心”，“完全现实的对历史辩证法的认可”[5]在此意义上，老子的辩证思想可说是春秋时期形成的“史官理性”的集中体现。 　　综合以上学者所论，史官理性在老子思想中的表现是：以对人事吉凶之道的深彻认知为前提，以“反处做起”为政术，以达到避祸趋福、维护家国利益之目的。至于老子是否冰冷无情，学者们的批评又是否偏离了老子悬设的道的形上视域，疏略了其中的价值维度，而只涉及粗浅的“术”的层面，并非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我们关注的是：这种显发为人主之政术的“史官理性”对庄子主张的个体“生存智慧”有何影响？ 　　王夫之《庄子·外篇总解》云：“内篇虽与老子相近，而别为一宗，以脱卸其矫激权诈之失。”也就是说，有无巧诈思想是区分老庄之学的重要依据，而纯正的庄学是绝不包含这类内容的。或许是王夫之太倾心并欲改铸庄学，“因以通君子之道”（《庄子通·叙》）了，事实上，即使在被他断定是庄子亲笔的内篇中，我们仍可发现老子式的巧诈之术，只是这些诈术已由人主的政术转换成了险恶境遇中个体的避祸存身之道。 　　在《庄子·养生主》篇的“庖丁解牛”寓言中，庖丁自述其诀窍是： 　　依乎天理，批大卻，导大窾，因其固然……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馀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 　　结合庄子对士人命运的深切关注，在此寓言中，牛的复杂身体结构实际喻示险恶的社会政治环境，庖丁所用的尖刀代指士人的生命，而刀游走在牛的筋骨肉之间则象征着士人身处险恶的庙堂政治中，与纷杂交错的各种人和事面对面打交道[6]。由此，庖丁的存刀之道实即士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