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到民国服饰改革与社会心理变化.doc

清末到民国服饰改革与社会心理变化 　　摘要：从清末到民国，在动荡而复杂的政治、文化环境之下，属于物质文化的服饰在社会心理转型的推动下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清末在“求变图存”和“排满”的社会心理下，学界和革命党率先发起服饰改革，并取得了巨大的影响。民国建立后，政府主导了“西化”倾向的服饰改革，革除了传统“衣冠之治”，服饰成为民众的个性选择。崇洋与实用心理的碰撞和结合，出现了中山装和海式旗袍等中西杂糅服饰典范。同时，传统旧式服饰仍有很大生存空间，表现出社会传统、保守的一面。服饰的变革与社会心理的变化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服饰变革的内容反映了社会的心理，而社会心理的变化也对服饰变革起推动作用。 　　关键词：清末；民国；服饰变革；社会心理 　　中图分类号：J505文献标识码：A 　　服饰在人类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其最初只是为了实现遮体、避寒的功能，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用衣冠来“昭名分，辨等威”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和继承，“衣冠之治”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一大特色。服饰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代的文化风俗现象，也是社会心理的重要表达方式。社会心理是指渗透在人们社会行为中的心理因素和精神表现，它是社会意识的一个方面，任何社会都具有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定势。明末到民国是中国服饰的大变革时期，也是中国社会心理的转型时期，二者互为表里，相互推动，展现了近代中国纷呈复杂的社会变迁历程。 　　一 　　中国古代“衣冠之治”的传统悠久，既表现了古人重视仪容的方面，也有试图用服饰来区分尊卑贵贱的一整套典章制度，进而扩展到依据服饰的不同来区分“华人”和“夷人”，“披发左衽”表现了华夏对“夷狄”的蔑视，于是形成了“华夷之辨”、“夷夏大防”等保守的社会心理。可以说，传统的汉民族服饰承载了强烈的政治意识、民族主义排外心理。 　　1.清末“求变图存”社会心理下的服饰变革。 　　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和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欧美文化的不断渗透，中国人服饰及其承载的观念开始发生改变。随着19世纪末民族危机的加剧，在社会新知识阶层“求变图存”的社会心理下，服饰变革的诉求开始变得急切起来。此时，康有为在广州创办“不缠足会”，宣扬男女平等的思想。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上书《请禁妇女裹足折》，指出：“女子何罪，而自童幼，加以刖刑，终身痛楚，一成不变，此真万国所无，而尤为圣王所不容者也”，希望光绪帝“下明诏，严禁妇女裹足。其已裹者，一律宽解。若有违抗，其夫若子有官不得受封，无官者其夫亦科以锾罚。其十二岁以下幼女，若有裹足者，重罚其父母”[1]（P.305）。同时将断发易服与强族强国联系起来，在《请断发易服改元折》认为：“欧美百数十年前，人皆辫发也，至近数十年，机器日新，兵事日精，乃尽剪之，今既举国皆兵，断发之俗，万国同风矣”[1]（P.374），请求“放足、断发、易服”，可谓掀起了清末服饰变革之最强音。但是，站在维护满清腐朽统治基础上的保守派对于维新派的“放足、断发、易服”主张当然要极力反对，但是中国社会的服饰变革并没有因为政治保守势力的阻碍而停滞。 　　1903年初，《大公报》曾刊文向国人疾呼：“今值此二十世纪，吾国眼帘初启，光明一线之时代，吾邃欲为四万万同胞当头振一警钟，曰：必剪尔辫，易尔服！”[2]各类新知识群体从民族危亡，必须图变这一理念出发，从思想观念上积极倡导民众进行服饰革新，还以具体的行动为普通民众垂范，学界服饰的率先西化即是代表。其间，军队制服样式的改变也成为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交战的核心问题，为了使军事训练适应现代战争热兵器时代的需求，辫子军终久不符合时代的潮流。1905年，清军参照西洋和日本的军服，改革军装。改革后的军服窄小贴体，与传统宽衣大袖相比，突出军装的威严、端庄、简洁，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在1910年10月3日资政院召开的第一届常会上，议员罗杰提出了《剪辫易服与世大同》的议案，周震麟也提出《剪除辫发改良礼服》的议案，资政院于是提出“两案之主旨，皆以中国辫装妨碍运动，朝廷整军经武，非剪除辫发，改制冠服，不足以灿新天下之耳目，改除骄奢之习惯”[4]，得到大多数议员赞同获得通过，此后全国掀起剪辫热潮。同时，缠足对女性的束缚也渐次放开，“天然足”一时成为时尚，以致《海上竹枝词》有这样的说法：“学界开通到女流，金丝眼镜自由头，皮鞋黑袜天然足，笑彼金莲最可羞。”[5]但是服饰改易运动多集中在知识界和上海、广州等发达地区，在守旧和落后的农村，普通民众对学界的服饰革新多抱抵拒、排斥的态度[4]，缠足思想也仍然禁锢着众多的女性。 　　2.“排满”、“仇满”民族主义情绪下革命派激进的服饰变革诉求。 　　革命派对于服饰变革的诉求比维新派彻底得多，激烈得多，并伴随仇满、反满的民族主义和革命主义情绪，他们认为：“凡种族之别，一曰血液，二曰风习。”[6]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