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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标准退场与突围历史散文道德观研究 　　[摘 要] 道德在历史与文学中占有独特地位，散文因其碎片性与抒情性更是将其放大。因道德尺度与历史前行方向并非总是一致，写作者的态度便尤为重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历史散文便充分体现了创作者道德观作为标准的退场与突围，这其中隐含着个人主体对物质至上的时代环境的抗争，但也潜存着值得警惕的道德理想主义或道德虚无主义倾向。 　　[关键词] 道德；历史散文；理想与虚无 　　[中图分类号]I2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3）03-0071-05 　　传统中国以伦理为本位，“以道德统括文化，或至少是在全部文化中道德气氛特重，确为中国的事实”[1]。因此，历史记载或文学书写在对历史人物作出价值评价时，即便是 “秉笔直书”，也暗含褒贬，因其承载着道德传承与心灵净化的作用，“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司马迁），“夫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而闻焉，是谁之过欤？盖史官之责任也”（刘知几）。近代社会尤其是“五四”之后，对传统彻底否定的态度，加上进化论的影响，道德不再是最为重要的，人们看重的是“优胜劣汰”的自然生存法则。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更是将人物或事件放置在“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2]，但是，有时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有所偏差，如恩格斯在谈到奴隶制的产生时，认为“在当时条件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但是，他同时也认为奴隶制是“可耻的现象”，这种制度的实施靠的是“野蛮的、几乎是野兽般的手段”[3]220，可见，历史发展与道德人文关怀并非总是统一的，甚至有时截然相反。20世纪90年代，人文精神废墟、物质至上等道德滑坡现象成为转型期经济快速发展的另一面呈现在人们面前，在对其进行批判与否定时，文学作品开始了对传统道德的推崇，如历史文学创作中对杨度、曾国藩、康熙等的赞扬。但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为理性与注重自我主体性的时代里，人们对历史中原有的道德评价进行了新的审视，对其中包含着精华与糟粕的部分重新进行了文学性解读。 　　散文作为个人化写作，散点式思维体现了写作者在特定时空内选取一点的对接，对人物的评定判断不再必须是长篇小说那样“综合衡量”立体多维度的体现，而是可以按照创作者的主观之意来选择审美对象的某一特点，将其放大，进行自我思考与情感抒发，最大限度地张扬自我情感及价值判断。散文的碎片性及抒情性决定了作者要选择与自我感受最为对接的审美对象的性格侧面进行写作，它可以只是性格中某个在创作者看来最为突出的特征，是从丰富复杂的性格中作出一种抽离，就某一方面加以展开的浮雕式形象，成为一种符号化的象征。创作主体可以择取一点作为情感性对接的因素，往往择取人物最能打动自己的一点，而不及其余，“某些最能见出人物性格、放在小说人物身上准能够顿生光彩的行动，在散文人物的创作中，却可以因为与作者的主观之‘意’联系不大而被舍弃；相反，有些行动，从表现性格的角度来看并不突出，但由于能够表现作者的主观之‘意’，也会被选取”[4]，这也正是散文与其他文体不同的魅力之所在，这种特质更能将创作者的历史观极致凸显。 　　一、忠：前行的动力或阻力 　　在中国传统道德论范畴之内，“忠”被当做一种美德。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文学中忠臣因其为了君主不畏强权、遭受身心痛苦甚至牺牲生命而总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对其书写便是对仁义礼智信高贵品格的赞扬。后来，这一写法因为“忠”的封建性而遭受现代意识的批判：忠体现在为臣为子的“事君事父”上，是一味顺从与维护，而不管其是清明还是昏庸等等。这种书写却有扭转文学创作风气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因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坛盛行“痞子”风，寻求心灵栖息地的欲望便在文学创作中得到了宣泄，散文因其不着意追求构思与框架、篇幅相对短小的快捷性首先承担了这一使命。余秋雨《文化苦旅》的畅销很大原因便在于此，他首先寻求到了历史中为国家大义、民族承担的坚守者形象，对其关注也是对某种历史传统精神的遥拜和祭奠，这与当时大众极度饥渴的道德需求是有关系的。再加上这一点也确实蕴含着人类被永恒赞颂的品质，“作为道德领域的正面因素，善本身就具有肯定的价值。即使当它在历史领域起着消极作用的时候，它也不会因此失去其在道德领域的价值”[5]，如正直、善良、忠贞、执著等等，不能因为其中可能有的封建性，就将“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了”。 　　在“忠”被刻板化为皇权的异化者之际，许多创作者注意到了它的另外一面，那就是它能激发出强烈的政治热忱，重新酝酿传统文化中胸怀天下的忧患意识与责任承担精神，而这也将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