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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涉农法制传播机制缺失与构建 　　从电视媒介日益成为中国农村普法传播的主渠道角度看，重视和发挥电视涉农法制传播的对农普法作用，是极其重要的。①从“一五”普法到目前的“六五”普法，党和国家一直在强调要充分发挥电视等传媒的普法宣传教育作用。中宣部、司法部、民政部、农业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民学法用法工作的意见》中也强调“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农民学法用法工作，积极发挥大众传媒作用”。但是任何传播行为、活动或目标等的实现，都离不开一定的机制作保障，电视等媒介涉农法制传播的功能发挥也是如此。 　　电视涉农法制传播机制的缺失与不足 　　从电视涉农法制传播系统内外部要素的“紧密联系”或“协同发展”的角度看，电视涉农法制传播机制尚存在诸多的缺失或不足。 　　一、电视涉农法制传播目标的模糊不清。任何一种决策、行动或活动，要取得成效，都应在一定的目标宗旨导向下进行。众所周知，几乎所有电视法制栏目或涉法涉诉类节目都标榜着或在理论上都遵循着“普法”的宗旨。从这一意义上看，电视涉农法制传播的目标宗旨似乎也是无庸赘述的，即“涉农/对农普法”。但实际上远非那么简单，到底什么是“涉农/对农普法”？“涉农/对农普法”究竟有着怎样的内涵？仅仅是单纯的涉农和对农法制宣传教育，抑或是肤浅地停留在“提高农民法律知识”，对农民进行“守法教育”等层面？深入考察或思考后，我们会发现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其实是模糊、片面，或简单、肤浅的。目标宗旨具有重要的导向和激励作用，电视涉农法制传播目标的模糊不清或认识的简单片面，必然会影响到其对农普法的功效。 　　二、电视法制传播者对农普法的主体意识和动力不足。纵观中国电视法制传播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其兴盛发展更多的是外力推动的结果。这便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法制建设和普法教育。可以说，作为法制建设基础性工程的普法教育这一外因，直接促成了电视法制传播的发轫和发展。然而这种发轫和发展在初期或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缺乏一种内在推动力，也即普法的“主体性”不足或内在动力缺乏。这在电视涉农法制传播方面表现尤甚，涉农法制传播往往着眼于注意力经济或轰动效应，因而在对农普法的广度、深度或针对性、实效性等方面还远远不够或不强。 　　三、尚未建立健全电视等传媒与政府、司法机关及社会各界涉农法制传播的合作机制。在传统的普法宣传模式下，农村普法工作主要依靠政府普法机构少数专门人员的“单打独斗”，普法的广度、力度和深度非常有限。全民普法传播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农村普法更是一项艰巨的、复杂的、长期的工作，仅靠哪一部门、哪一部分力量的“单打独斗”或“孤军奋战”都是不行的。诚然，中国六个五年普法规划都强调要发挥电视等传媒的普法作用，普法主管部门或司法机关目前也已经有了利用大众传媒进行普法传播的意识和行动，二者也在一定程度上尝试建立初步合作的平台或机制。但这样的平台为数尚少，有关农村法制传播方面的机制建设更是缺乏，如一些地方电视台与当地司法局合办的涉农法制栏目，尚存在严重的内外部“合力”不足问题。有的是为了应付上面检查才创办的，有的栏目采编人员法律、新闻等业务素质较低，难以驾驭涉农法制类素材，而作为主办方或合办方的司法局或普法主管部门往往在一年仅提供几万元的普法资金后，其他事情概不过问。此外，这类合办类节目多与基层群众生活实际不够贴近，受众不感兴趣，因而缺乏生存发展的生命力。 　　四、电视、报纸等传媒涉农法制传播的“协同发展”机制不足。据我们近年来的考察了解，在涉农法制传播方面，电视媒介之间如不同级别或不同地域的电视台以及电视媒介与其他传媒之间尚缺乏协作互助或整合联动，显得各自为政，不少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各自优势没有得到交叉互补，整体上难以形成一定的舆论强势。如央视新闻频道或法制频道中的一些重要涉农法制信息，在地方电视台没有得到关注并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进行更为具体深入的采访报道；央视对地方电视台比较贴近农村基层的一些涉农法制报道或信息也缺乏足够的关注或深度开掘。尤其是作为农村第一媒介的电视，在涉农法制传播的功能发挥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或在不少方面既不如报纸，也略逊于广播，甚至还不如尚未在农村普及的网络传媒，如有关农村征地、拆迁补偿、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农村环境污染、医疗保障、村民选举、村务公开，以及群体性事件、涉法上访等问题或事件。这些在报纸、网络等传媒中相对较多报道，但在电视中却甚少涉及或根本未见报道。这说明电视与报纸、网络等传媒在涉农法制传播方面有待加强“整合联动”等机制。 　　五、电视涉农法制传播的受众反馈与调整机制缺乏。当前中国传媒业界的传播观念还深受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如传者本位、居高临下的宣传观念或较强的政府喉舌意识等，而互动观念、信息观念、受众观念、市场观念尤其是反馈意识薄弱。这在电视涉农法制传播方面表现尤甚。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