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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古代公文五大关系 　　摘 要： 中国古代公文特别是历史上公认的古文名篇，从不同方面体现出极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本文从写作技巧的角度切入，具体探讨一下古代公文中所体现出的“繁”与“简”、“曲”与“直”、“详”与“略”、“叙”与“议”、“概括”与“具体”这五大关系。 　　关键词： 古代公文 写作技巧 关系 　　从筚路蓝缕到蔚为大观，中国古代的公文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为后世留下了数量庞大、内容丰富、风格多样的公文作品。作为管理公务、临民治事的工具，中国古代公文特别是历史上公认的古文名篇，既有选贤任能、励精图治的君命文书，也有犯颜直谏、针砭时弊的上奏文书，还有“位卑未敢忘忧国”、“以天下为己任“的布衣之士所写的公文名篇。这些传世名篇，从不同方面体现出极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特别是在写作技巧上，不少名篇显现出了立意高超、内容充实、布局巧慧、语言流畅、富有文采等特点。下面我将具体探讨一下古代公文中所体现出的“繁”与“简”、“曲”与“直”、“详”与“略”、“叙”与“议”、“概括”与“具体”这五大关系。 　　一、古代公文的“繁”与“简” 　　公文是推行政令、进行管理的工具，属于典型的实用文体，为确保公文行政效能之实现，其写作撰制应以实用为本，从内容表述上要求实在性，即根据具体的情况来阐述具体的意见；从其文风来看应该以“简朴晓畅”为高，要文从字顺、语句通畅，而不必刻意追求形式新颖、辞藻华美。但古人也要求公文写作要有“美”的成分。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道：“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其中“宜雅”的“奏议”就属于典型的公文文种。陆机在《文赋》中也说“奏平彻以闲雅”，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而且古代的奏、议、章、表等属于上行公文，一般是写给皇帝看的陈述或建议。为讨得皇帝喜欢或重视，就努力在文中展示自己的学问和文采。所以在古代的许多公文中，经常会看到大段铺陈描写、充盈着澎湃情感的语句、丰富而华美的辞藻??作者精心雕琢之痕迹。其实，适当地追求结构、文句、辞采，有时更能增强公文的表述效果，但是不能过于推崇，否则就会犯“损本逐末”、“因文害意”的错误。借用孔子曾经说过的“文胜质则野，质胜文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采和质朴（即“繁”与“简”）关系的处理是否适当是衡量一篇公文优劣的一个重要的标准。 　　如隋朝开国初期，大臣李谔针对六朝以来公文领域的浮华文风，写了一篇《上隋高祖革文华书》的奏议，响应隋文帝倡导的“公私文翰，并宜实录”的号召，从儒家经典与道德教化、社会风气的关系，进一步挖掘浮华文风的根源，指出其“损本逐末”的错误本质。提出了“请勒诸司，普加搜访，有如此者，具状送台”的建议，即以行政手段来促进文风的扭转和端正。李谔的上书和建议，得到了隋文帝的批准，随即“颁发天下，四海靡然向风，深革其弊”，在当时改革文风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从李谔的这篇上书中，我们也可以找到诸如“江左齐梁，其弊弥盛，贵贱贤愚，唯矜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之类句式工整、富于文采的语句。这也说明了适当地运用“繁”文技巧是可以增强公文的表现力的。 　　二、古代公文的“曲”与“直” 　　在我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公文或是作为封建官吏的安身立命之作，或成为政治斗争、权力斗争的工具。因此，公文的写作者为了达到预期的实际目的，往往要反复衡量利弊得失，根据收文对象和当时情况，或者采用“直截了当、一针见血”的方式“直”书其事；或者采用“委婉曲折、以柔克刚”的方式“曲”书其事。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是我国古代由臣下向君主进言谏劝的奏疏类的公文。有些公文作者怀着满腔的激愤，以天下安危为重，有时竟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毅然上奏，文中对皇帝或朝廷重臣的是非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用词往往都是尖锐犀利，以“直”文的方式对君主“迎头棒喝”、口诛笔伐。 　　如著名的明代第一直臣海瑞曾在户部主事的任上，向当时一心修道，二十年不上朝而将朝权交给奸相严嵩的明世宗朱厚熜上《治安疏》（又称《直言天下第一事疏》），文中写道“陛下则锐精未久，妄念牵之而去矣。反刚明而错用之，谓长生可得，而一意玄修。富有四海不曰民之脂膏在是也，而侈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纲纪驰矣”，直斥皇帝迷信道教、“侈兴土木”导致朝政荒废。又指出“天下吏贪将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时，盗贼滋炽。自陛下登极初年亦有之而未甚也。今赋役增常，万方则效陛下，破产礼佛日甚，室如悬罄，十余年来极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号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在文中海瑞直言不讳地指出国家现在吏贪将弱、民不聊生，都是主上昏庸导致，而后还用民间俚语讽刺国号。当然，在这篇公文中不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