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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文版《论语》在蒙古畅销文化分析 　　2006年，《人民网》刊发了“对中国文化感兴趣《论语》成为蒙古畅销书”的消息，《新浪网》《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媒体也对此进行了报道。报道称，2005年度蒙古十大畅销书排行榜中，蒙文版《论语》位列其中，译者其米德策耶也因此获得了蒙古国翻译作品最高奖———“金羽毛”文学奖。该书在蒙古热销，先后再版4次，每次都迅速销售一空。相关报道还指出，蒙古读者愿意看《论语》，“很多蒙古人说中国的传统著作是巨大的财富，他们渴望从中汲取营养。”[1]对于这则消息很容易得出两个结论：一为儒家经典《论语》在海外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作为中国古代传统教育的主要内容，它蕴涵的教育思想颇具普世性价值；二为蒙古对中国文化又一次出现了新的热潮。 　　但是，中蒙两国在古代已经有很深的渊源关系，《论语》等儒家经典早已进入蒙古人传统生活。换而言之，《论语》对于蒙古人来说绝对不是新鲜事物，因而，这种热销的背后隐藏的信息是二者在此之前出现过疏离。是什么因素导致二者的疏离，又是什么因素导致《论语》在蒙古重新被接受呢？本文试图从文化渊源角度解决这两个问题。通过解决这两个问题，本文还拟就《论语》教育思想的普世性以及中国传统经典走向世界进行尝试性探索。 　　一、儒家思想与蒙古地区的文化渊源 　　自先秦始，以《论语》为经典的儒家思想就已突破汉文化界限，对周边民族产生影响。有研究者曾指出：“儒学在我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其思想的传播不仅仅局限于华夏中原地区，而且还拓展到了少数民族聚居活动的区域，甚至广布于海外。在儒学向北方发展的过程中，它与蒙古民族特有的游牧文化不断接触，被蒙古统治者接受并加以采用。”[2] 　　在儒家文化尚未取得统治地位的先秦时期，蒙古地区活跃的少数民族政权已经通过战争、联姻等方式与中原政权进行了最早、最原始的沟通。在先秦、汉初很长一段时期内战争与和亲一直是二者发生联系的主要方式。汉武帝之后，儒家文化占据统治地位，中原地区的儒家文化传统开始成型。随着蒙古地区的政权进入中原地带，汉族儒家文化的影响逐渐突显出来，典型的如“魏孝文帝改革”。唐朝时，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至顶峰，中国版图内各个民族的融合和交流也达到顶峰，这一时期，隶属蒙古地区政权的回纥曾为平息“安史之乱”做出了贡献。但儒家经典真正进入蒙古，对蒙古传统文化产生深远影响，是在蒙元政权建立前后的一段时期。 　　元帝国建立之前，蒙古统治者已经注意到儒家文化及其经典的重要性；帝国建立后，儒家文化开始系统地进入蒙古传统教育之中，并最终带来了蒙古传统文化的巨大变迁。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崇佛重儒’，采纳中原汉地儒士的建议，建立元朝，迁都北京，标志着蒙古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标志着世界性的蒙元帝国的正式形成。至此，以蒙古高原为摇篮、以游牧为生业方式的蒙古民族传统文化又经历一次大的文化变迁。”[3] 　　元世祖早年曾教育皇族子弟师从许衡学习儒家文化。统一全国之后，他又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盛赞他为“万世师表”。元朝至顺元年，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后世的“亚圣”称谓也来自于此。元仁宗时，确立了程朱理学的正式地位。尽管汉族知识分子在该时期饱受歧视，但代表汉族文化的儒家文化及其经典受到了元朝统治者高度重视，成为改变蒙古传统文化的重要力量，也促成“元代掀起了第一次蒙汉文化交流高潮”。[4]儒家文化的加入最终改变了蒙古以游牧文化为主的局面，开始形成了“既有以流动性为主要特点的游牧文化，也有以定居为主要特征的农业文化，还有以城镇化为标志的商业文化”。[5] 　　对于蒙元统治者对儒家文化的重视，有研究者特别指出了“高丽女性”这一重要因素，认为“高丽女性”进入元宫廷，最终促进了儒家文化的传播。“从元世祖开始，元朝为控制和拉拢高丽，还与高丽联姻，将元王室的女儿嫁给高丽国王。与此同时，作为一种国家行为，先后有大批高丽女子被进献到元朝宫廷，出现了使元朝后宫中的女性人口以高丽女性居多的一道独特风景，成为中国封建王朝宫廷史上独一无二的文化现象。”[6]一方面，“高丽女性”来自儒学观念深厚的高丽王朝，具有较高儒学修养，另一方面，元代蒙古贵族教育中，母亲地位非常重要，最终促进了儒学在蒙元上层建筑中的普及和推广。 　　与统治者重视儒家文化及其经典相适应的是当时教育以及科举制度都突出《论语》等经典的重要性。有资料指出，该时期，“无论是以汉语教学的普通学校还是以蒙古语教学的蒙古字学，甚至学习特殊技艺的学校如医学、阴阳学等都要学习儒家经典，科举时都考儒家经典，特别是前两种学校，儒家经典是他们的主课。”[7]在蒙古宫廷教育中，《论语》等儒家经典成为帝王教育的指定教材。“皇帝的学习及教育，主要由经筵讲官们负责实施”，“经筵官所用的教材是……《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