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秩序重建中的政府责任.docVIP

社会秩序重建中的政府责任 ——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相伴随，在过去２０多年中，我国社会结构的分化也在不断加深。这意味着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不同的阶层和社会群体开始拥有不同的利益。由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同时也由于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由利益关系引起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在明显增加。如何舒解社会矛盾，避免由社会冲突引发的社会结构失衡，政府将在其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现阶段我国开始形成两极分化　　中国经济时报：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中国社会结构正发生变化，社会阶层也在分化，贫富差距逐渐拉大，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迟福林：我的基本判断是，现阶段我国贫富差距有逐步拉大的趋势，并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形成两极分化。有专家估计，我国城乡的实际收入差距应该在１：６左右，我认为这个估计是比较符合现实的。根据有的调查，目前我国２０％的最高家庭收入和２０％的最低家庭收入的差距是１５倍左右。而发达国家是６～７倍，美国是１０倍。按社会警界线的理论，超过１０倍就是贫富差距显象化。从基尼系数这个指标来看，许多专家认为我国目前已经接近０．５也远远超过０．４的国际境界线。　　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到现代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贫富差别的产生和社会群体的分化有一定的客观原因。一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后采取了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导向，后来又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则；二是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下岗失业的问题难以得到缓解，城市贫困人口在增加；三是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特殊国情，使得农民的收入长期难以提升，农民工工资增长异常缓慢，并日益成为城市的弱势群体；四是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比较突出的腐败问题和社会不公的现象。　　转轨过程中缩小贫富差距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一方面，市场化改革在一些方面不到位，缺乏有效的收入分配调节制度安排，使政府难以在社会再分配中有效地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农村改革的相对滞后，农村改革滞后于城市改革，城乡二元制度结构没有从根本上打破。２００４年以农业税改革为起点，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使农民收入有较大增长。但是，如果相关的配套改革措施跟不上，农民收入增长还缺乏稳定的基础。最为重要的是，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而现在许多地方政府仍然片面地坚持以ＧＤＰ的增长为最重要目标，造成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匮乏，尤其是教育和医疗成为广大老百姓最大的负担。在市场微观经济主体已经形成的情况下，追求效率是企业的事情，政府应当主要关注社会公平，尤其是在当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相对突出的情况下，政府更要从稳定社会环境出发，逐步实现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向共同富裕转变，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公共政策和制度安排。　　社会冲突潜藏于三大领域　　中国经济时报：目前引发社会冲突的领域在增多，如农地纠纷、拆迁矛盾，医患矛盾、失业下岗、劳资冲突、就业困难、农民工歧视、城市贫困……您认为潜在危机最大的领域在哪里﹖　　迟福林：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由于利益分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动，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相当多。上述问题其实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客观地说，一些问题虽然是局部的问题，但如果处理不好，也可能变成全局性的大问题。就目前的情况看，我认为危机最大主要是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农地纠纷问题。当前我国农村上访第一位的问题是土地纠纷问题。在近年来所谓的“圈地运动”中，我国已经形成了４０００万左右的失地农民。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一些地方的农地被强行征用，多数地方农民土地在征用过程中得不到合理的补偿。如果农地征用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会积累大量的社会矛盾，并不断形成社会冲突。我国的土地资源在全世界来说是相对短缺的，按照目前这种行政配置手段，还会继续造成价格的低廉和资源的浪费。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实现土地要素的市场化配置，让价格反映土地资源的稀缺性，不仅能够使农民得到较高的补偿，而且可以有效地利用土地资源。　　二是失业问题。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２００４年４月２６日发布的《中国的就业状况和政策》白皮书表明，截至２００３年底，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４．３％，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８００万人。但是考虑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许多学者估计，当前我国的失业人口达到４０００－５０００万人。在“十一五”期间，失业率有可能超过国际警戒线１２％，接近于１４％。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我国进入了大规模产业结构调整期，与此伴生出高失业这一极难解决的负面现象。一方面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在增加，另一方面我们安排劳动力的能力在弱化。就业问题之所以重要，关键在于就业关系到个人生存的基本问题。我们说现在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但如果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