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汤显祖“为情作使,劬于伎剧”思想成因.docVIP

论汤显祖“为情作使,劬于伎剧”思想成因 　　收稿日期：2012?12?02；修回日期：2013?04?29 　　作者简介：储著炎（1975?），男，安徽岳西人，文学博士，安庆师范学院黄梅剧艺术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戏曲史及戏曲理论. 　　摘要：达观禅师之所以提出“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这一佛学论断，其用意在于劝说汤显祖以理破情，进而皈依佛法。在佛学层面上，汤显祖虽然认可达观的这一说法，但是两人在人生哲学、文艺观念等方面存在着的诸多差异，使得汤显祖对于情理问题有着不同于达观的独特思考。根植于内心深处的儒家救世情结，加之达观实践人格的实际影响等等因素的交互，最终坚定了汤显祖“为情作使，劬于伎剧”的人生道路。 　　关键词：汤显祖；达观；为情作使；劬于伎剧；禅学；儒家救世情结 　　中图分类号：I2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4?0187?04 　　达观禅师???汤显祖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在情理问题上。达观曾经向汤显祖提出“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的佛学主张，引起了汤显祖的共鸣。在《寄达观》中，汤显祖曾说：“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使我奉教以来，神气顿王。”[1]（1351）楼宇烈先生认为：“汤显祖对达观‘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的论断还有其自己的理解，不一定完全符合达观的原意。但其中受到达观禅学思想的一定影响，这也是无疑的。”[2]（162）楼宇烈先生的观点，是比较中肯的。在情、理问题上，汤显祖确实受到达观佛学思想的影响，但显然又有着他自己的理解。那么，达观所谓的“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这一论断的真实内涵是什么呢？汤显祖对于达观所提出的情理问题又有着怎样的看法？汤显祖的情理观在何种程度上受到达观佛学思想的影响？本文试图以汤显祖与达观之间的交往与信笺往来入手，以期探讨这样一些问题。 　　一 　　达观即真可禅师，晚号紫柏，明代四大高僧之一。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将他与李贽并列，推崇两人为当时思想界的“二大教主”。其云：“紫柏老人气盖一世，能于机峰笼罩豪杰。”“至辛丑，紫柏师入都，江左名公，既久持瓶钵，一时中禁大?趋之，如真赴灵山佛会。”[3]（691）达观与汤显祖交情很深，遇合甚奇。汤显祖在《答邹宾川》中云：“弟一生疏脱，然幼得于明德师，壮得于可上人。”[1]（1449）“可上人”即达观。在《莲池坠簪题壁二首》诗前小序中，汤显祖说到他与达观的遇合奇缘：“予庚午（隆庆四年，1570）秋举，赴谢总裁参知余姚张公岳。晚过池上，照影搔首，坠一莲簪，题壁而去。庚寅（万历十八年，1590）达观禅师遇予于南比部邹南车郎舍中，曰：‘吾望子久矣。’因诵前诗，三十年事也。师为作《馆壁君记》，甚 奇。”[1]（577?578）万历十八年十二月，汤显祖任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时，在江西同乡南京刑部广东司署员外郎主事邹元标处正式结识达观。此前达观禅师游方偶见汤显祖的题壁诗，此次相晤，达观因诵前诗，二人神交既久，此后终身莫逆。 　　徐朔方先生曾说：“对汤显祖思想影响最深的人莫过于禅宗大师达观。”[1]（4）情理问题是汤显祖思想的集中体现，是汤氏哲学观、人生观、文艺观的核心问题。考察汤显祖的情理观，应该联系汤氏与达观之间的交往，两人曾经针对情、理问题展开过一场探讨。万历戊戌（二十六年，1598）三月，汤显祖自遂昌知县任上弃官家居。是年秋，汤氏为《牡丹亭》撰写《题词》，《牡丹亭》创作完成。是年岁除，达观来到临川。达观在《礼石门圆明禅师文》中曰：“万历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予自庐山归宗寺，挈开先寿公，与吴门朗驱乌，来临川。”[4]（885）汤氏《梦觉篇序》亦云：“戊戌岁除，达公过我江楼，吊石门禅，登从姑哭明德先生往反。己亥上元，别吴本如明府去栖?峰，别予章 门。”[1]（564）达观万历二十六年岁除来到临川，二十七年上元离开临川。他此次临川之行将汤氏法号寸虚改为广虚，并为是年殇逝的汤氏爱子西儿作《悼西儿名序》。其时《牡丹亭》已经完成。达观临川之行，应该 　　知道《牡丹亭》的创作，但他显然对汤氏“为情作使，劬于伎剧”不满[1]（1221），所以他才在离开临川后寄来一封长信，即《与汤义仍》其一。达观在信中说：“真心本妙，情生即痴，痴则近死，近死而不觉，心几顽 矣。”[4]（1039）他希望汤氏远情近理，明性诎情，因为“理明则情消，情消则性复，性复则奇男子能事毕矣，虽死何憾焉！”[4]（1040）在情、理问题上，达观尊理诎情，主张以理破情。在他看来，汤氏给他的遗憾在于“昧性而恣情”[4]（1039）。他认为汤显祖“受性高明，嗜欲浅而天机深，真求道利器” [4]（1039），希望能够淡薄世缘，因为“世缘一浓，灵根必昧”。[4]（1041） 　　针对达观的来信，汤显祖在回信《寄达观》中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