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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汉简中“传”与出入名籍 　　摘 要： 二十世纪以来，西北简牍的大量出土，为研究西北边疆的制度和社会生活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关津承担着控制吏民出入关、维护社会治安、查验违禁物品、缉拿罪犯等任务。关津制度贯穿整个汉代，乃至以不同的形式延续到五代时期。在汉朝，这是维护王朝统治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式。 　　关键词： 汉简；传；出入；名籍 　　中图分类号：K87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829（2013）06-0059-05 　　汉代是简帛使用最广泛的时期，后世出土的汉代简帛数量也很多，主要有敦煌汉简、居延汉简、武威汉简、甘谷汉简、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汉简、江陵地区的汉简等。其中，以西北地区出土的汉简最为丰富。西北地区，地处胡汉的交通要冲，中央王朝为了维护其在此的统治以及有效的管理吏民出入，在这里长期实行屯田制度和严格的关津制度。汉代有专门司符节的部门，叫做符节台，最高长官是符节令，总管汉政府所有符节之事，秩六百石；下有尚符玺郎四人，主天子符玺；另有符节令史，掌书，秩二百石。出入关津有特定的通行证，如节、传、符、、致等。关津制度贯穿两汉，一直延续到五代时期，是中央王朝高度集权不可或缺的外在控制形式，其中使用最多的通关文书就是传。 　　传，《说文》曰：“传，递也。从人专声。”《周礼?秋官?行夫》：“行夫掌邦国传递之小事。”[1]140行夫虽为信使，但是行止有规，行则驿车，止则传舍。传作为身份凭证，到秦汉之际，就成为一般吏民出入关津的身份证明了。例如《汉书?文帝纪》记载：“除关，无用传。”[2]123与《汉书?景帝纪》中的“复置诸关，用传出入”[3]143中的传就是汉代用来证明一般吏民身份的文书。《汉书?文帝纪》张晏注云：“传，信也，若今过过所也。”[2]123显然，汉代的传相当于后来的过所，都是通关、津所用的护照。 　　李均明以出土所见的出入关简来举例说明它们的不同。公务用传通常由县级以上机构颁发，传上署有持行人应享受之待遇，如 “为驾一封轺传”、“当舍传舍”等。“一封轺传”之类是享用车马的规定。一般的私事用传只写“毋官狱征事”、“敢言之”等，无权享受乘???和传舍待遇。用做通行证的符，称“出入符”，此类符只限关津内部人员使用。另有吏家属符，署明吏家属之姓名、性别、关系、年龄、肤色等，以便过关时核验。通知书形式的凭证称致，格式与传相类似，区别在于致通常只适用于指定地点，适用范围不及传的范围广。在出土张家山汉简中所见的“津关令”中记载了一些特殊情况，如以诏令形式诏令授权郎中为其开具出入关津证明书。诸侯国人员赴关中买马，亦须皇上特批。高官及使者出行则用象征国家的节。[4]29-32 　　大庭修根据已出土的居延汉简对汉代的关所与通行证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在《汉代的符和致》中大庭修认为符可以分为三类，即以居延汉简29.1 为代表的“吏家属出入符”、敦煌汉简D38.39为代表的“警候符”、以及疏勒河汉简中的737号简为代表的“执勤符”。传字的本意出自旅行要转来转去，被广泛用于表示与旅行有关的方面。与“传舍”、“传马”相对应，证明身份的大概可以叫做“传信”。[5]136-140大庭修认为通关的文书总称为传，长距离旅行用，短距离旅行用六寸的符。是符的特殊形式，符限于规定的关所使用。他把旅行的人分为私事旅行者和公事旅行者，分别对各简加以研究。[6]475-499 　　唐晓军根据对已出土简牍的考证，认为边塞地区传的使用比关内严格，传不仅仅是出入关的通行证，也是出入事由的介绍信。关传制度作为巩固国家政权的一种手段，与政治形势和社会经济密切相关。《汉书?景帝纪》：“复置诸关，用传出入。”[4]143这是在“七国新反，备非常”的时期颁布的。社会经济繁荣时期，放松关传使用制度，如《汉书?宣帝纪》：“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书入谷，输长安仓，助贷平民。民以车船载谷入关者，得毋用传。”[7]245以上都是出于经济和军事治安的考量颁布诏令的。之后，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减少关卡，提高办理通关手续的效率，出现较传更为方便的过所。作者根据出土简牍认为过所取代传是在西汉昭帝（公元前94～前74年）和东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32年）之间。过所的使用一直延续到唐代。[8]87-90 　　郑雅坤在《谈我国的符节牌制度及其演变》一文中，对我国古代的信物做了详细的考证。最晚在西周时期，出现了玉、铜、竹的符节，玉节为瑞节，行事之时所执以征召四方。铜节为使节，使者行道所执以为信。三类为竹质，主要作为出入门关的凭证。在春秋战国形成了最初的符节制度，尽管不完善，但却是行之有效的。到了汉代，节不再作为通行证，成为体现君权的一种标志物。节的作用发生重大变化后，出现了传、过所等各种形式的通行证，相当于早期的竹节。符、节、牌与王朝密切相关，作为王朝外在的控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