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得庙堂,入得书房 “旋转门”里金牌智囊.docVIP

出得庙堂,入得书房 “旋转门”里金牌智囊 　　今年61岁的詹姆斯·斯坦伯格，在奥巴马政府副国务卿的位置上卸任后，成为了美国雪城大学麦克斯韦尔学院院长。从1977年作为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长的特别助理出道以来，这已经是斯坦伯格第5次穿过“旋转门”了。从老牌智库兰德公司到为克林顿政府效力八年之久，任职期满后转身成为布鲁金斯学会副主席，再到担任地位仅次于希拉里的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在学者和官员的角色转换中如鱼得水。精英人士资源在智库和政府间进行沟通轮转，就是所谓的“旋转门”机制。这在美国尤为常见。 　　美国智库一条街华盛顿“K街”，常常被默认为是“出将入相”之地，在这里，知识就是权力。“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制度之下，“旋转门”内人来人往。优秀智囊择木而栖、学有所用，卸任官员意犹未尽、发挥余热，轮番登场。 　　智库和政府的大门永远为对方敞开着，“旋转门”自然成为二者建立牢固友谊的法宝。布鲁金斯学会现任200名成员中，有36人进入奥巴马内阁；54名外交关系学会的成员应邀进入了卡特政府；而老牌智库对外关系学会中，曾任国务卿的就有十人以上。智库分饰两角，既是未来政治明星的摇篮，又是功成名就之后“实践出真知”的不二归宿。不仅仅是在美国，只要有智库存在，就必然会上演权力的游戏。从书房到庙堂，“明星智囊”们一直在路上。 　　阿诺尔德·约瑟夫·汤因比 　　历史研究的外交使命 　　1912 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上古史教师及研究员 　　1915 英国外交部政治情报司 　　1925-1955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主任 　　1943-1946 英国外交部 　　1961年，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完成了最后一卷：历史的反思。这部十二卷的巨著得以杀青，也奠定了他“史学巨匠”的美名。很多人知道汤因比都是因为一部《历史研究》，但实际上，他并不是一个“本分”的历史学者，在英国的政治外交场上，同样算得上是一代名流。 　　如果不是一战爆发，汤因比可能还是牛津大学教上古史的一名教师，战争的来临不仅使他“茅塞顿开”，决心写作一本有关历史哲学和国际关系的书籍，也把他从讲台推向了政治的最前线。1915??，26岁的汤因比被征调到英国外交部情报司工作，并作为英国政府的中东问题代表参加了巴黎和会。虽然这一次的政治生涯只有短短五年，但已经让他在“圈内”小有名气。希土战争爆发后，汤因比请了一年的假，以《曼彻斯特报》记者的身份进行战地调查，并写成了《西方在希腊和土耳其的问题》，在成为“著名学者和国际问题专家”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也正因此，他第一次来到了“旋转门”前。 　　1925年，汤因比受聘为伦敦大学国际关系史研究教授，同时兼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研究部主任。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的成员由英国神秘组织罗兹会社选拔优秀人员成立，会社由3个圈子组成，最外圈是汤因比的叔叔老汤因比主导的知识分子团体，雄厚的财力和智力资源的掌握使罗兹会社一度成为英国最有影响的政治势力，不仅控制了1919年赴法参加巴黎和会的英国代表团，还是国际联盟的主要设计者。后来将分支延伸到美国，就是著名的国际事务研究所和对外关系委员会。进入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的研究部，汤因比可以说是“根正苗红”，不久便开始负责主编该学会的年刊《国际事务概览》，并扮演起30年之久的“智囊”角色，直到退休。 　　与一般的“旋转门”经历不同，汤因比并没有因为一次转身就与政界划清了界限，与英国外交始终保持了一种“再见也是朋友”的暧昧关系。在他回归智库之后，仍然间歇性地活跃在政坛之中，这不仅没有妨碍学术研究，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为他提供了一定的帮助。可想而知，从事《历史研究》如此鸿篇巨著，没有巨大的人力和财力支持是难以完成的，英国政府是一个稳定的“资方”，而要获得资方的青睐，就不得不服务于人。也正因此，汤因比的学术研究一直携带着英国外交战略的基因，有隐形的责任，也有特殊的使命。特别明显的是，就在怀揣着“特殊文化使命”的英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出生的同一年，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也陆陆续续地出版了。 　　在这之后的几十年，尽管名义上汤因比是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的主任，但也时不时地来到外交场上客串一把。1943-1946年，汤因比任英国外交部研究司司长，以顾问身份参加过许多重要的国际会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又作为英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巴黎和会（巴黎和会有四次：克里米亚战争后，于1856年举行的巴黎和会；美西战争后，于1898年举行的巴黎和会；一战后，于1919年举行的巴黎和会；二战后，于1946年举行的巴黎和会）。此后，仕途引人注目。 　　1941年，汤因比曾对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说：“我们是受雇于政府部门的公务员……为外交部提出的一切现实问题提供背景材料乃为我们的工作”。在这一点上，汤因比追随丘吉尔，可谓尽职尽责。“铁幕演说”发表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