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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决策中国辩证法、“易”管理理论与管理学中国学派 　　摘 要：中国辩证法与西方辩证法有很多可比性，然而它们最初目的是不同的，西方辩证逻辑着眼于抽象的“存在”的本质，而中国式逻辑着眼于一般事物的变化发展过程。西方辩证法距离实际的管理决策甚远，而中国辩证法则是管理决策的一种重要思维方式。尽管中国辩证法不遵循严格的形式逻辑，但在管理决策中非常有用。中国辩证法的本质是一种图式理性。以中国辩证法为基础的管理理论可以称之为“易”管理理论（Change Theory），“易”管理理论可以成为构建管理学中国学派的基础。 　　关键词：中国辩证法；图式理性；“易”管理理论；管理学中国学派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9-0221-02 　　一、中国本土管理：中国特色情境、中国特色组织、中国特色文化、中国特色行为与中国特色思维 　　近年来，有关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呼声日益高涨，相应文献与日俱增。笔者将学术界对中国本土管理的研究梳理为如下几个视角： 　　1.中国特色情境。持该视角的代表人物是著名学者徐淑英。徐淑英将中国特色情境及其研究定位为“情境化研究”，并指出情境化是本土化研究的关键因素。她认为，情境包括特定研究所处的物理的、政治和法律的、文化的、社会的、历史的、经济的环境以及组织环境。情境化研究包括嵌入情境研究和特定情境研究，嵌入情境研究利用国家层面的特征（如文化、政治或经济系统）的差别作为先行变量或调节变量，来解释不同国家中的组织个人现象的差异；特定情境化研究关注新情境下的现象。 　　2.中国特色组织。学术界持该视角的代表人物是罗家德等。罗家德在国际学术界对GUANXI（关系）的基础上，结合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圈子理论”。在此之前，黄光国将中国人的关系类型划分为情感性关系、混合性关系、工具性关系；杨国枢将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按照亲疏程度分为三个类型，依次为家人关系、熟人关系与生人关系，与之相对应的关系原则是“讲责任”、“讲人情”与“讲利害”；许烺光提出“情境中心理论”，指出中国人会把圈内人和圈外人区别开来，圈内与圈外会有不同的行为法则。 　　3.中国特色文化。跨文化研究大多持该视角，代表人物包括霍夫斯泰德、蔡安迪斯等人。霍夫斯泰德为了方便跨国公司的人事管理，编制出了一套测量工作态度与价值观的量表，得到不同文化之间差别的4个向度：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男性化/女性化；权力距离；不确定规避，在这4个向度上，他所研究的40个国家各有其位置。 　　4.中国特色行为。“家长式领导”是该视角下研究的代表性成果。郑伯埙在SILIN，REDDING，WESTWOOD的基础上，提出华人领导行为中“权威”“仁慈”和“德行”三者共存的中国特色行为。 　　5.中国特色思维。持此视角的代表人物是陈明哲和李平。陈明哲1996年在AMJ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首次提出“Chinese as a way of thinking”；李平则提出以易经中的“阴—阳”思维诠释中国本土管理。 　　二、形式逻辑、辩证逻辑、中国辩证法与管理决策 　　管理决策通常是一个形式逻辑过程，包括识别问题、选择能解决问题的方案到评价决策的效果，是一个严格的从前提到推理再到结论的形式逻辑范式，它假设前提合理、推理符合规范，则结论正确。形式逻辑的基础是概念，形式逻辑的概念必须在整个推理过程中遵循同一律，同一概念有同一含义，即A=A。显然，从人们对于概念的把握来说，形式逻辑是非常自然的。 　　西方哲学史上，辩证逻辑的代表人物是黑格尔。在辩证逻辑中，对立的一方都是自我否定的，在辩证逻辑看来，万物转化的根据在它自己，它总是要和自己不同，即所谓“差异的内在发生”。辩证逻辑表面上不服从于形式逻辑，在辩证逻辑中对立的每一方都是自我否定的，但它为什么会自我否定？为什么对立的一方会“内在地”向另一方转化？邓晓芒曾指出，在黑格尔体系中，这个问题没有为什么。辩证逻辑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是一种存在论和本质论，它涉及到哲学上“存在”的本质，属于哲学上的终极问题。在西方传统中，辩证逻辑实际上并未用于日常生活与实践。 　　中国式辩证逻辑则不同，它广泛地应用于中国人的生活与实践之中。中国式逻辑与西方辩证逻辑有很多可比性，然而它们最初的目的是不同的，西方辩证逻辑着眼于抽象的“存在”的本质，而中国式逻辑着眼于一般事物的变化发展过程。中国式逻辑可以提升到“存在的本质”的高度，但西方辩证逻辑却很难通俗化地解释一个具体现象的变化发展，如植物的生长、四季的更替等。黑格尔辩证法设定一个自我开始、自我离异、自我特性化的理性过程，而中国传统思想则不存在西方这种绝对精神的概念思维方式。 　　根据田辰山的考察，将中国式逻辑与辩证逻辑混同起来，可能肇始于蔡元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