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界尽责小卒”.docVIP

“文艺界尽责小卒” 　　世人皆知郭沫若于抗日战争爆发后的那个“别妇抛雏”的壮举，但很少有人关注过老舍也曾有过同样的抛妻别子的行动。 　　那是1937年11月15日的黄昏，济南的上空突然出现了三道红色的闪电，紧接着便是三声惊天动地的爆炸，齐鲁大学院内的树木被震得摇晃不止，片片叶子如同雨点般簌簌而下。38岁的老舍恋恋不舍地将身边的一双小儿女紧紧地拥抱了一下，然后又深情地望了一眼正在床上为怀中婴儿哺乳的妻子，便毅然站起身来，拎起了书桌旁那个早已收拾好的小皮箱，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家门。―“我去车站看看有没有火车，如果没有马上就回来……”这是他给家人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从此他便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流亡生活，也是他舍身投入抗日救亡斗争中去的八年生活。 　　读书人的“气节” 　　……我着急，而毫无办法。战事的消息越来越坏，我怕城市会忽然的被敌人包围住，而我作了俘虏。死亡事小，假若我被他们捉去而被逼着作汉奸，怎么办呢？这点恐惧，日夜在我心头盘旋。是的，我在济南，没有财产，没有银钱；敌人进来，我也许受不了多大的损失。但是，一个读书人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一点气节。我不能等待敌人进来，把我的那一点珍宝劫夺了去。我必须赶紧出去。 　　―这是老舍事后写下的一段文字。就这样，他走了，不为别的，只为读书人心中所坚守的那个“气节”，那个被他所认为的“最宝贵的东西”。 　　……车站上人山人海拥挤不堪，车厢里人满为患哭闹喧天；为了逃命，不少人甚至爬上了车顶，竟以自己的生命进行一拼。老舍的心在狂跳，但他没有犹豫，更没有去兑现离开家时留给妻子的那句话，他硬是用两块银元敲开了一节车厢的窗户，然后艰难地爬了进去…… 　　他丢下了自己的家，丢下了自己的亲人，此时最大的孩子才满四岁，最小的刚刚三个月。他心里很明白，这一走，无疑将是一次生离死别―一边是自己前途莫测，生死未卜；一边是济南即将沦陷，柔弱的妻子带领着三个年幼的儿女将不知何以为生。 　　弱女痴儿不解哀，牵衣问父去何来？ 　　语因伤别潸成泪，血若停流定是灰！ 　　已见乡关沦水火，更堪江海逐??雷？ 　　徘徊未忍道珍重，暮雁声低切切催！ 　　这是老舍死里逃生后写下的诗句，读着它，让人如何不落泪？让人如何不联想起当年蔡文姬离开匈奴时面对亲生儿女所写下的那首《悲愤诗》？但是为了读书人最珍贵的气节，老舍同样抛弃了儿女情长。抵达武汉后他给友人陶亢德写了一封信：“我想念我的妻与儿女。我觉得太对不起他们。可是在无可奈何中，我感谢她。我必须拼命地去做事，好对得起她。男女间的关系，是含泪相誓，各自珍重，为国效劳。男儿是兵，女子也是兵，都须把最崇高的情绪生活献给这血雨刀山的大时代，夫不属于妻，妻不属于夫，他与她都属于国家。”―字里行间是何等的壮烈！ 　　为此，当年的“大兵诗人”冯玉祥曾异常激动地赋诗一首： 　　老舍先生到武汉， 　　提只提箱赴国难； 　　妻子儿女全不顾， 　　蹈汤赴火为抗战！ 　　老舍先生不顾家， 　　提个小箱撵中华； 　　满腔热血有如此， 　　全民团结笔生花！ 　　老舍的这一出走，毅然决然的出走，其动力无疑来自于他的爱国主义情操。然而与其他人相比，他似乎又更加具有自己的独特背景：他的父亲―一名普通的八旗小兵，即战死于1900年八国联军的入侵；而襁褓中的他，同样险些葬身于侵略强盗的刺刀。为此他的第一篇习作《小铃儿》，写的就是打倒日本、报仇雪耻的故事；而他后来的小说，被讽刺被鞭笞的对象，也几乎都是那些洋牧师或是吃洋教饭的家伙们。 　　正因为如此，当日本侵华战争的炮火打响之后，老舍的心受到了较一般人更为深切的创痛。他义愤填膺地拿起笔来，将日本强盗的血腥暴行一笔一笔地记录了下来。这里面没有了他往日的风格，也没有了他一贯的幽默，这里面记载的全是血，全是尸体，全是他以“身临其境”为代价而获得的铁一般的“证据”。 　　这是在济南― 　　……不但看见了敌机，而且看见他们投弹，看见我们受伤的人。到我快离开济南的那天，自早七时至下午四点，完全在警报中。三架来了，投弹，飞去；另三架又来了……如是往还，安然自在，飞得低，投弹时更须下降，如蜻蜓点水；一低一斜地，就震颤了。 　　这是在武汉― 　　（1938年）7月12日，急速的成功了好几座地狱。民房、铺户、防空壕，都在那巨响中被魔手击碎，瓦飞了，砖碎了，器物成了烟尘；这还都不要紧，假若那瓦上、砖上，与器物的碎屑残片上没有粘着人的骨，洒着人的血。啊！电线折断了，上面挂着条小孩的发辫和其他的器物…… 　　7月19日，我躲在院外，弹落之处，最近的也距我十丈。可是落弹时那种吱忽吱忽的呼啸，是我平生所听见过的声音中最难听的。没有听见过鬼叫，这大概就很相似了，它不能不是鬼音，因为呼召着人魂，那天死伤过千！ 　　这是在重庆― 　　（1939年5月4日）七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