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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是”与“善”分与合看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关系 　　现代实践哲学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对形而上学的拒斥。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在这个“后形而上学”的时代，实践哲学可以奠基于历史、传统、生活世界、交往、社会实践等经验性的因素上，但不能以从普遍到特殊的演绎论证方式，从理论哲学来建构实践哲学。这种思想，实际上也是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能够在当代复兴的背景之一。 　　按照亚里士多德所作的学科划分，理论哲学的目的在于求知，实践哲学的目的在于行动。最高的理论哲学即形而上学研究的是关于“存在之为存在”（being as being）的知识，而实践哲学研究的则是何为最高的人类之善即幸福以及如何求得幸福。按照这种划分，似乎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不论在对象上还是概念上都没有内在的联系。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理论与实践、理论学科与实践学科以及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的区分成了无可置疑的前提。既然理论哲学的根本主题是“存在”（being，或“是”），实践哲学的根本主题是“善”（good），那么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根本区分就在于这两个概念的根本区分。近代以来的实践哲学尽管在很多方面与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大相径庭，但在区分“是”与“善”的问题上，元不遵循亚里士多德，将“是”与“应该”、知识与价值、科学与道德、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截然分开。 　　事实真的如此吗？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在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分科体系中真的只能分而不能合吗？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着某个结合点，使得理论哲学能够为实践哲学提供一个可靠的规范性基础呢？实际上，这种亚里士多德式的划分只是事情的一方面，被划分开的双方的确存在着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不过这个结合工作并非由亚里士多德自己而是由中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托马斯·阿奎那完成的。那么，阿奎那是如何论述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在最根本的问题上，即在分别作为两者核心概念的“是”（存在）与“善”上存在着沟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呢？ 　　一、亚里士多德区分“是”与“善”的理由及其问题 　　亚里士多德对“是”与“善”的区分主要是基于对柏拉图的批判。他认为，实践??学所考虑的“善”，应该只是“属人的善”（human good），是人类可实践的善，而非那超越一切的善的理念。 　　柏拉图提出，善的理念高于一切可知的事物，也就是高于“是”。事物之所以能够以“是”相称，也是由于善。只有理解了善本身，才能理解诸事物之“是”，然后才能按照事物各自的“是”安排其次序，以成就实践中的正义。“作为最高的伦理学和形而上学原则——同时是世界上最好的和最真的事物——善的相允诺了对哲学家统治的确证。那些把握了寻求现象后面最一般的原则的哲学家实践的人，最终会达到这个实质，这个实质能够解释每个事物的善是由什么构成的。没有关于这个相的知识，人们就不能连贯一致地思考道德问题，当然也不能为人生设计一种道德样式。”由于善的理念决定了诸事物的“是”，把握善的理念及其下属诸理念的知识，作为哲学家所特有的知识，就涵盖了对事物的实践的知识。如果有所谓的实践知识，它必然从属于对理念的理论知识。这样，实际上不存在一门专门的实践哲学，因为它跟认识理念的理论哲学别无二致。 　　因此，要想论述一门特殊的实践哲学，首先必须清除掉善的理念对于实践知识的优先性。实践哲学研究的善，不是那个产生诸“是”的善的理念，而是在诸“是”中所包含着的“诸善”，或者说是诸善中那个“最高的（或最重要的）善”。亚里士多德对善的理念论的批判在于看到善的理念所隐含的一与多的矛盾。首先，如果善的理念是一，但按照范畴论，“善”可以述说所有范畴，那么它就不可能是一个单一的概念。其次，如果善的理念是唯一的自在的善，但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自在的善的事物，如荣誉、智慧、快乐，因此善的理念也不是那个唯一的善。这样，不论在范畴关系上还是在价值关系上，善的理念都不能作为普遍的、唯一的善。相反，与人的实践相关的善是多种多样的，实践哲学所要研究的那个可以实行的最高的善，即作为所有实践之目的的、完善的和自足的幸福。由于理论哲学所研究的“是”的问题与实践哲学研究的“善”的问题不可统一，实践哲学就独立地作为一门学科与理论哲学区分开来。 　　亚里士多德否认了存在一个单一的善的理念，但并没有否认善的普遍性。善并不局限于任何范畴，而是超越于所有范畴，如“是”一样具有类比意义上的同一性。但他并没有说这个类比的意义是什么，只说这个问题是另一门哲学即形而上学研究的东西，而他又明确将形而上学与伦理学区分开。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不说明善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述说所有的善的事物，那么伦理学中所讨论的属人的善如何可以与其他类型的善相比较。因为他在讨论何为属人的善时，明确地运用了类比的方法，一方面将各种技师的善类比于人本身的善，另一方面又将其他生物的特殊的善类比于人的特殊的善。那么，如果不事先说明“普遍的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