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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矛盾下《赛德克·巴莱》 　　[摘要]魏德圣导演的电影《赛德克·巴莱》是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优秀之作，再现了台湾原住民矫健的身姿与无畏死亡的灵魂。《赛德克·巴莱》根据“雾社”事件改编而成，但未将此抗日事件简单化成民族仇恨，而是将原住民置于殖民、文明、野蛮组成的多重矛盾之中，再现多重立场下身份认同的艰难。政治殖民不再，当下原住民仍陷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难解纠葛，这个身份困境也困扰着所有后起民族。 　　[关键词]文明；殖民；野蛮；身份认同 　　魏德圣导演的电影《赛德克·巴莱》，历时12年之久，耗资7亿新台币，终于2011年分上下两集在台湾上映，各方反响强烈。2012年5月，删减后的2半个小时版本在大陆上映。虽然因为各种原因票房不算突出，但观影者多加赞叹，认为是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优秀之作。 　　《赛德克·巴莱》以台湾原住民抗日事件——“雾社”事件为题材拍摄而成。“雾社”事件现今已经较少人知道，大陆民众对此了解更少，这部电影让更多人知道了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历史。带给观影者更强烈震撼的，还是原住民矫健的身姿与无畏死亡的灵魂。这段历史中涉及的多对矛盾关系，至今仍值得深思。 　　一、文明与殖民 　　莫那·鲁道领导的这场抗击残暴殖民统治的战争，并不是所有族人都支持的。花冈一郎与花冈二郎便充满疑惑，尤其是一郎。一郎、二郎并不是日本人，也不是取了日本名的亲兄弟，他们只是都受过日化教育的赛德克族人，没有血缘关系，被日本人随便安了这样两个名字。一郎、二郎是雾社分室的赛德克族警察，虽然他们也受到日人不公平的欺压，但是比其他族人接受了更多现代文明的教育，并能享受到学校、邮局等现代社会机构的好处。虽然是有限的好处，一郎仍认为日本人带来的文明生活很好，不必再靠野蛮的猎杀为生。由此，一郎对自己的身份万分疑惑，尤其是在族人与日本人开战这样的背景下，他不能背叛族人，也难以拿起刀去杀日本人，唯有选择自杀。 　　一郎认为只要再忍20年，等他们放弃了自己的文化与信仰，完全变成日本人就可以与日本人一样平等享受种种文明的好处。其实不然。日本殖民政府在台湾所做的种种现代化努力，不是为了让殖民地的民众过上好日子，而是为了自身殖民利益的最大化。对此，莫那·鲁道的认识更为清醒：“被日本人统治难道好吗！男人被迫弯下腰来搬运木头，女人被迫跪下膝来帮佣陪酒，该领的钱全进了日本警察的口袋……邮局、商店、学校，什么时候让族人的生活变得更好过？反倒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有多贫穷了！”赖和先生在《无聊的回忆》也说过类似的话：“时代说进步了，的确！我也信他很进步了，但时代进步怎会使人陷到不幸的境地里去，啊！时代的进步和人们的幸福原来是两件事，不能放在一处并论啊！”再忍20年，一郎们的孩子可能就完全被皇民化了，甚至不再有一郎那样对身份的困惑，但他们的命运也早已注定，吴浊流的小说《功狗》中已经有过描述。 　　台湾沦为殖民地后，日本“‘垄断’了台湾知识分子的‘现代化’视野，使他们在无法比较的情形下，不知不觉地就把日本当成是最现代化的国家，从而把‘现代化’与‘日本化’相混而论。”[1]一郎的矛盾心理正因为他将日本等同于文明，而将赛德克族等同于野蛮、落后，如何处理文明的日本与野蛮的赛德克之间的关系必然煎熬着他的灵魂。殖民现代性不仅困惑着原住民青年，也困惑着一代受日本殖民教育的台湾青年。一郎们更多地看到日本人修建了很好的道路，而没有注意到“牛车不准通行”的牌子，而台湾人是只有牛车没有汽车的。如果他能够像陆志龙（终肇政《台湾人三部曲》）那样在一次次地打击中认清殖民本质，民族意识最终觉醒，就不至于对殖民附带的文明屈膝。 　　二、文明与野蛮 　　拒绝向日本人带来的文明卑躬屈膝，莫那·鲁能带领族人选择了“野蛮的骄傲”，并愿意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电影伊始，马赫坡社族人到森林中打猎，与甘卓万人抢夺猎物。电影镜头追随着莫纳奔腾跳跃于山林之间的身姿，向观影者展示了何谓身体之美，不荏弱也不过分强壮，肌理结实，动作矫健，目光如箭，配以青山绿水，何等的耀人眼目。 　　或许莫纳格外的出众，或许其他的人都不及他，但生长在高山中的原住民个个都很强健，这在之后与日本人的战争中体现到了极致。缺粮少食的状况下，就连小孩子，也是单靠着他们的光脚板，背负着粮食武器，在大山之间来去自如。速度之快，连自命文明先进有枪有炮的日本人都不能不疑惑、不害怕。 　　与身体同样强健的，是他们的灵魂。为了灵魂的自由，面对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一场极大可能有灭族危险的战争，他们无所畏惧。为了自己的文化与信仰，赛德克人甘于献出自己的生命。男人们在战场上与敌人周旋厮杀，宁肯自杀也不投降；女人们为了让男人们无后顾之忧而集体自杀。按照埃米尔·迪尔凯姆的自杀理论，这是一种“利他型自杀”，然而，他们并不只是在履行对集体的义务，他们的“自杀”，既成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