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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奈领导者问题 　　人们都说，领导正在发生转变。信息革命正推进政治和组织的转型。上下级体系正趋向扁平化，并与灵活多变的联系网络密不可分。后工业化社会中的大多数工人都是知识型工人，他们所接受的激励机制和政治感染力与20世纪工业化时代的工人大不相同。 　　民意调查显示，当今人们对组织和政治权威的尊重正在下降。 　　领导会日益成为“女性化的领域” 　　谷歌的CEO说，现在的员工必须“哄着”才行；而另一位硅谷高管则说，在员工普遍接受良好教育和信息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如果我不尊重员工，让他们也参与到决策中来的话，他们就会弃我而去，另谋高就”。 　　就连军队也要面临软实力兴起的变化。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国军队的教官“减少了对学员的呵斥”，因为现代士兵更容易接受扮演“辅导员角色”的教官。要想打败恐怖分子和叛乱分子，军方就必须赢得民心民意。 　　管理专家指出，研究发现，“参与性更强的工作方法正日益得到推广”。他们建议领导者把自己的形象树立为团队的中心，而不是居高临下地充当等级体系的顶点。 　　后现代社会中的政治和组织领导应该是什么样的？这种侧重软实力的观点反映了一种新型的思维定式。有人说，领导会日益成为“女性化的领域”。从性别角度研究领导问题可以发现，传统上所认为的“女性化的领导风格”比较容易取得成功。就典型的性别认识来说，男性化的领导风格比较武断，重视竞争和权威，要求他人必须服从命令。女性化的领导风格则注重协作、参与和融合，旨在诱导跟随者的行为。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同意上述观点。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罗德里克·克雷默就警告说：“尽管我们近期提高了对社会智慧和软实力的认识，但却忽视了领导者在面临巨大阻力和严重懈怠的情况下推进转型所需的各种技能。”尽管有些研究指出，胁迫性行为会对组织的表现造成损害，但克雷默指出，具有长远眼光而蔑视社会约束的强权人士实际上是“良性胁迫者”，他们往往会取得成功。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认识当前的领导问题呢？ 　　对领导者的不信任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30年前，专家就提出：???领袖都跑到哪里去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在领导者问题上厚古薄今的态度。也就是说，人们总是认为现在不如从前。心理学家的研究显示，人们对已故领导者的评价通常要高于在世的领导者。 　　但是，对领导者的不信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人们观察的角度有偏差使然。实际上，领导无处不在，领导者就在我们身边。人们总是想找到英雄式的领袖，就像得了英雄领袖综合征一样，但领导者实际上是在社会中广泛分布的。 　　如果我们对领导者要求过高，那么就会造成个人崇拜，反而会贬低社区群体的价值，削弱保持社区运作的分布式领导体系。一位加拿大专家就呼吁：“让我们消除对领导的崇拜。” 　　大人物和历史 　　多少世纪以来，历史都是作为伟人行为的记录而被书写的。托马斯·卡莱尔在1840年写道：“人类在世界上所取得成就的历史，说到底就是历代伟人的历史。”对这种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之争，或许卡尔·马克思给出了最佳的总结：“人类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诚然，亚历山大、恺撒、成吉思汗、路易十四和丘吉尔都在历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但很难说其影响到底有多大。历史是一个不完美的实验室，不可能让人控制某个变量去做实验。时间和环境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举例来说，小布什总统时常提到的丘吉尔被许多历史学家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领导者之一。但在1940年年初，丘吉尔却被普遍视为前途无望的议会后座议员。一位保守党英国首相1936年曾说：“尽管我们很高兴听他在下院发言，但却不会听从他的建议。”如果希特勒不在1940年5月入侵法国的话，丘吉尔将不过是历史上的一个小人物而已。但在1940年5月之后，丘吉尔却成了时代的骄子。 　　丘吉尔没有变，只是环境改变了。没有希特勒的入侵，丘吉尔今天也不会被视为伟大的领袖。 　　2001年，时任纽约市市长的鲁道夫·朱利安尼（他也视丘吉尔为榜样）因其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的表现而一直享有较高的领导声望（还专门写了一本关于领导力的书），但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前，他作为市长则毁誉参半。虽然在打击犯罪方面做得不错，但他在处理种族关系方面的表现并不佳。 　　2001年9月11日那一天，他似乎已经没有什么政治前途了，但他在恐怖袭击后解读事件和安慰受惊公众的能力，特别是在总统不在场的情况下，凸显了他作为杰出领导者的形象，也给他的政治生命重新注入了活力。后来他甚至还要竞选总统。 　　“事变型领导者”和“事变创造型领导者” 　　哲学家悉尼·胡克曾提出两类不同的领导者：“事变型领导者”和“事变创造型领导者”。 　　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