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派奇幻漂流》空间和意义建构.docVIP

《少年派奇幻漂流》空间和意义建构 　　[摘 要] 20世纪80年代“空间批评”理论是在文化地理学和文化研究等后现代理论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文学批评方法。杨·马特尔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以下简称《派》）经过李安改编搬上银幕后，开始受热捧。本文试图从“空间理论”的角度，通过叙述者对故事空间的转换和建构、地理空间挪移、自我心理空间回溯以及空间的重叠，对电影进行全新的解读，来揭示人类在社会化过程中自我“人性”和“兽性”的斗争。 　　[关键词] 空间批评；地理空间；心理空间；人性；兽性 　　20世纪80年代“空间批评”理论是在文化地理学和文化研究等后现代理论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文学批评方法。[1]空间批评理论将文学文本内容进行空间化解读，通过空间场景的转移、心理空间的转移，将文本内容活起来，传达影片的主题，打破了影片传统叙事的局限，通过影片故事空间及空间场景隐喻解读背后的版本。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不仅是物质的存在，也是形式的存在，认为“空间是社会的产物”[2]。一般空间理论家都认为，空间知识的生产主要是通过话语建构式的空间再现、通过精神性的空间活动来完成的。空间是故事内容发展的场所、作者讲述故事的媒介、意义建构的手段。影片主要讲述当天深夜在茫茫大海中，原本令派感到刺激无比的暴风雨一瞬间就成了吞噬货船的大灾难。派搭着救生船在太平洋上漂流，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而且有一个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同伴——理查德·帕克，一只孟加拉老虎。貌似完美的又一个《鲁滨逊漂流记》，最后的结尾却出乎意料，展开“人性“的大讨论。影片以大海为地理空间，展现作者早年随着父母的飘摇不定，成年后也是去各地旅行，自身的经历对于故事的创作影响极大。回忆录式的叙述，以求达到平淡见真理的效果。《派》作为一个获奖作品，形式上是一个冒险故事，内容上实则是马特尔将“人性”的大讨论上升到一个高度，因此也引起对这部作品广泛的关注。本文将从空间批评的角度来重新解读《派》。 　　一、《派》中的地理空间 　　对于空间一词的解释，开始它是一个地理概念，一般词典上解释为物质存在的一种客观形式，是由长度、宽度、高度等因素表现出来，是物质存在的广延性和伸张性的表现，它是我们经验可以感知的具体存在的本体。空间亦是影片不可或缺的部分，常常以地域、场景、建筑、景色等形式出现，在作者的安排下，成为揭示主题的素材。《派》中空间场景的变化，使原本结构简单的影片，甚至简单到枯燥的情节曲折化。影片地理空间主要是三处，这三处空间并不是一一按照时间顺序讲述，而是穿插在一起，影片一开始是派的大学生活空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紧接着空间场景转到印度本地治里，再到一家人因为动物园拆除而前往加拿大，主人公又以讲述者的身份将整个故事串联起来，同时以地点转移为线索，构架了该文本的故事空间，突出了空间对于影片人物及创作的意义，在这个故事空间内，典型的地点印度、加拿大、大海都不再是单纯的故事背景，而是被赋予更多的文化和意义。 　　在全知叙述的影片中，通常来讲，叙述者“一般不提及自己叙述行为的话语空间，而是直接把读者引入故事空间，在一种身临其境的阅读状态中‘聆听’故事的上下文”[3]。作者在叙述自己创作过程中将读者引入第一次的故事空间是多伦多和本地治里，聆听主人公派的成长经历。地理空间的变化也印证了影片作者成长的经历。第二次地理空间转移交替出现，从印度到加拿大，再转换到加拿大派的家中、印度本地治里的生活片段和海上经历的交错出现。第三次也是故事的主体部分，海上空间场景的设置。 “四方”，人类创造了四个方位，在不定的世界中创造了秩序感和稳定性。[4]人有方位感，知道自己终将走向的四个方向，与“四方”相反，大海无边无际，对于“人性”和“兽性”的选择的迷茫，正如无边无际的大海，何去何从。第四次叙事空间的突然转向，本来是海上死里逃生的求生经历，地理空间场景变换为心理空间，海上求生地理空间中动物形象的淡化，在聆听者心里架构另外一个空间场景，转变成围绕着主人公的鲜活的人物关系，文本的细节的透露，形成心理空间的挪移，出现另外一个意义建构，动物变成了人，为了生存，动物之间的厮杀，变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厮杀。唯美的画面消失，人性的逝去，取而代之的是血淋淋“兽性”发作，让人不寒而栗。四处的空间场景的交错出现乍看来给人混乱的感觉，实则是“人性”的探寻，人性的反复，只有在特定的地理空间和环境下爆发出人的“善”和“恶”。 　　二、《派》中的心理自我空间 　　个体空间也即个体心理空间，整个故事实际是强大的内心空间的体现，《派》中由叙述者构建的理想空间是建立在自己生存体验和对整个人类生存环境思考与探索基础之上的抽象空间意向。抽象空间意向是作者刻意规避人类的“兽性” 设置魔幻的自我空间，从而逃避赤裸裸真相、现实的冲击。难怪对于小说的评价并非是一个经典，而是将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