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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社会道德经济非营利行为与非营利部门 　　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个结构复杂、规则多样的社会，被转变为结构简单、规则单一的社会，它的组织原则和运作原则，越来越围绕于“市场—国家”这个轴心。在这个二元对立中，公司和追逐私利的个人成为市场经济社会的主体，而实行强制性税收和调控的国家，即使变得廉洁和高效，似乎也只是作为一种必要的强制性而存在。这种看法几乎就是主流的经济学教科书对市场和国家的典型描述，不仅在渐渐成为经济转型的实施蓝图，也在逐渐成为被大众普遍接受的意识形态。“市场—国家”的二元区分，被展开为一系列对立的属性和功能： 　　然而，这种理想化的二元对立，与其说是对现实的准确描述，不如说是在许多简单化假设前提下的理论模型。如果我们以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故乡———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社会为例，就会发现“市场—国家”二分法的严重缺陷。 　　首先，即使在西方发达社会，国家也不是外在于市场的一个角色，而经常是市场的重量级主体，甚至表现为市场的有形之手。西方国家的政府在最尖端科技的研发方面、在利润周期长但利润最丰厚的商业领域，通常是直接参与的。以著名的空中客车的研发为例，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德国、法国、英国等国家为该项目提供无风险的启动贷款150亿美元，并投资了巨额的相关基础设施。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各种型号的飞机的研发基金中，政府资助占了75%。上述三国以及西班牙的政府都在“空中客车工业”（Air busIndustrie，2001年改制为Airbus S.A.S.）公司中持股。[1]美国政府在参与“创造财富”方面，也不落后。美国学者乔姆斯基指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国防部是当时的尖端产业———电子技术研发的最主要资金提供者。而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国家的科研经费又大量进入到了生物技术的研发中。而这些研发成果，直接转化为私人公司的利润。[2] 　　另一方面，今天西方发达社会中的公司，也不再局限于“创造财富”和“效率”的领域，而是被迫或主动参与公益事业和非营利领域，也就是涉足“转移财富”和“社会公平”。比如：以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盖茨及夫人为名义的基金会（BillandMelindaGatesFoundation），在过去6年中为疟疾疫苗研究一共提供了近8亿美元的资金，相当于全球疟疾研究经费的三分之一。[3]在舆论的压力下，大公司在赚取私人利润的同时，也必须担负社会责任和社区责任，在环保、劳工等方面遵守行为准则。 　　然而，作为理论模型，“市场—国家”二分法的最大缺陷，就是完全忽视了西方发达社会中的“公民”领域。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告诉我们：市场经济社会，就是由原子化的、追逐私利的个人组成的“孤寂的人群”，而这个模型和西方市场经济社会的现实相差万里。19世纪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在美国旅行时，就发现：支撑美国社会的平等自由的结构性因素，并不是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而是社区精神和社团生活。[4]在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迫于形势和压力，必须承担一定社会责任并遵从最基本的行为准则，这与西方国家长期存在的社会运动、公共舆论、民间团体和非政府组织———总之，一个非营利部门和非营利文化价值体系，有着密切关系。像理想模型中的“经济人”那样在现实生活中不问世事、一心追逐私利，是可笑和愚蠢的。而按照“市场—国家”二分法模型建立起来的只有市场和国家，而缺乏公民社会这第三维度和第三部门的市场经济社会，也会是畸形的，功能有障碍的。 　　如果说追逐私利是市场的预设前提，那么，结束“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是国家存在的基础，在人性的自私和孤独这一假定上，斯密和霍布斯达成了完美的共识，并共同提供了“市场—国家”二分法的哲学基础。然而，公民社会建立在完全不同的人性假设之上，即人具有社会性，具备合作的愿望和能力。人们有可能构建公共空间，以自愿、说服的方式进行沟通，并推进公益事业。因此，只要考虑到人的社会性与合作本能，就应该把市场经济的理论模型建立在更现实、更准确的实证基础之上，承认“公民社会”这一独立的而且重要的维度。 　　“公民社会”的存在，打破了“市场—国家”的二分法，也打破了教科书上的一系列二元对立。如果说，市场的运作方式，是以营利为目的、以自愿和非强迫为手段（如等价交换），而政府的运作方式，是以公益为目的、以强迫为手段（如税收、执法）的话，那么，作为第三部门的公民社会，是以公益为目的，以自愿和非强迫为手段的一个特殊领域，它结合了政府部门的公益目标，和市场经济的自愿、自发的激励机制。市场经济中私人公司的唯利是图，政府官僚的保守和粗暴，这是它们各自备受指责的原因。而第三部门的公益性、自愿性，使其获得前二者所不具备的道德优势。市场的力量，在于其利益收买的能力。政府的力量，在于其动员和强迫的能力。而以公共知识分子、民间非政府组织、草根社会运动为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