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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谶纬之学”对汉代公文影响
论“谶纬之学”对汉代公文影响
摘 要: 汉代风靡一时的“谶纬之学”一方面以天人感应作为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与儒家经学相互吸收、相互渗透,对汉代政治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其丰富的内容、绚丽的辞采又呈现出有助文章的一面。公文作为政治活动的工具及文章的一部分,受谶纬影响颇深。汉代公文言祥瑞灾异之风的盛行及公文文风的转变均与“谶纬之学”相关。
关键词: 谶纬 汉代 公文 祥瑞灾异 文风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由统治者确立的官方意识形态,不论其科学性与先进性如何,一旦成为主流思想,必然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追捧,进而影响深远。西汉早期推行黄老之说,至汉武帝时独尊儒术,大一统的儒家思想影响之深直至当今社会。到西汉中后期直至东汉时期,“谶纬之学”风靡一时,成为备受推崇的主流意识形态。
一、“谶纬之学”与汉代公文
谶,是带有迷信色彩、能够预知吉凶的一类隐语;纬,是以神学理论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与引申。谶纬,简而言之就是儒家经学的阴阳五行之说与宗教神学迷信思想相结合的产物。谶纬之学自其产生发展以来就不可避免地与政治产生着联系,公文是汉代政治生活的重要工具,谶纬之学与汉代公文的联系亦甚为紧密。这种联系首先来源于意识形态领域。汉武帝时,董仲舒建立的以“天人感应”学说为哲学基础的新儒学成为统治思想,并将天人关系构建成为一套完整而严密的理论体系,从而被统治者奉为圭臬。尤其是灾异祥瑞之说,自其产生以来就与现实政治有着紧密联系,“天人感应”学说更为其提供了理论支撑,正如董仲舒所言:“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见。”①这种说法往往令统治者更加热衷于揣度天意,对祥瑞灾异之象怀有虔诚敬畏的心理。谶纬之学直接继承了天人感应与灾异祥瑞之说,并继而发展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一方面,统治者对此深信不疑,为其确立了政治上的垄断地位,王莽“改制”、光武“中兴”都曾以谶纬作为合法依据。另一方面,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谶纬之学”对于广大儒生思想的渗透亦是根深蒂固,“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谶,兼复附以妖言。”②不论是帝王将相还是一般儒生都是汉代公文写作的主体,他们均沐浴在谶纬思潮中,受统治思想的驱使而写作公文,谶纬之学与公文的联系则由此产生。
从现实的角度看,谶纬之学的兴盛,致使汉代产生了许多与此相关的政治活动,对祥瑞灾异之象的重视即是最为典型的代表。武帝即曾册问灾异之变,《汉书·董仲舒传》载武帝制曰:“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③祥瑞灾异之象在汉代被赋予了太多政治意味,国家一旦出现灾害或祥瑞之象,必然引起一番热烈的讨论。统治者通过祥瑞灾异评价自身政治得失,臣民借祥瑞灾异向君主进言,这一系列的政治活动均离不开政治生活的主要工具——公文,来起到上传下达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作为文章而言,谶纬无疑是一个新颖而丰富的题材,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又是公文无法回避的重要内容,二者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交集。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正纬》所说:“若乃羲农轩皞之源,山渎钟律之要,白鱼赤乌之符,黄金紫玉之瑞,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④如此,谶纬之学对汉代公文产生重要影响则是必然。
二、“谶纬之学”对公文的影响
1.形成以祥瑞灾异言说政事的风气。祥瑞灾异之说自其产生以来就被认为与政治得失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备受统治者的瞩目,自其发展进而与“谶纬之学”相融合,言祥瑞、灾异者更甚。受此风气的影响,汉代公文形成借祥瑞灾异论说现实政治的写作特点,言祥瑞灾异更成为一种独特的政治策略。
(1)下行公文帝王以祥瑞、灾异之说巩固自身统治。祥瑞灾异被认为是天、人相互感召的结果,是天意对于为政好坏的表达,因此,一方面可以作为帝王治道得失的评价,另一方面亦对国家兴衰具有预言警示的作用。祥瑞之兆自然为统治者所喜闻乐见,贤明的君主以祥瑞之象作为上天对于自身勤政爱民的肯定,并进而更施善政,形成一种政治上的良性循环。汉代就有多位皇帝曾因祥瑞下诏大赦天下,如武帝分别于元封二年六月、后元元年二月下《产芝赦诏》、《赦诏》;宣帝于神爵二年二月、神爵四年二月先后下了两篇《赦诏》,后又于五凤三年三月、甘露二年正月分别下《匈奴来降赦诏》、《赦诏》;成帝亦曾下过一篇《赦罪减赋诏》。由此可见,不论祥瑞之说是否可信,它在某种程度上的确给百姓和国家带来了福音。
汉代帝王对于灾异亦相当敬畏,认为这是对于自己为政过失的谴告,故而面对地震、日食、雪灾、虫灾等自然灾害的时候,统治者每每自责,并下罪己诏以求得到上天的原谅,同时在这类灾异文书中宣布一系列的利民政策以弥补自己的过失,帮助百姓渡过难关。例如,汉宣帝地节三年发生了地震,宣帝在他颁布的《地震诏》中即令:“池未御幸者,假与贫民。郡国宫馆,勿复修治。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且勿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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