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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政府传播中政治修辞变化及其偏失 　　【摘要】互联网传播引发了传播关系的变化。人人都是传播者，这使得每个人的表达与活动都可能成为被他人传播和修辞的对象，活动即修辞。反映在政治传播领域，一切行为和活动，包括历史的、当下的，都可能成为“被修辞”“被传播”的对象。当一切活动被符号化时，政府不得不面临“修辞”与“被修辞”的复杂情境。在此情形下，不少政务部门依然沿用旧逻辑来处理新问题，对网络时代的政治修辞变化认识不足，本文详细分析了三种偏失的表现和产生原因，即：有修辞意识，无网络意识；有网络意识，无网络空间意识；有网络意识，无网络符号意识。 　　【关键词】政治修辞；修辞变化；修辞偏失；网络空间意识；网络符号意识 　　政治修辞是政治活动领域中的重要内容，其目的在于通过表达获得认同。作为政治活动的主体，政府依据其目标，运用政治修辞，去影响公众，引导认同，这一点，无论是大众传媒时代还是互联网时代，都是不变的。政治修辞作为政治传播的手段，应用于政治传播的全过程[1]，体现为对信息资讯的隐性控制，正如媒介批判学者赫伯特·席勒曾经指出：“在一个复杂社会中，资讯流通乃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权力资源，幻想这种权力的控制会销声匿迹，则是不现实的。”[2] 　　问题是，互联网的兴起改变了传播关系，网民拥有了信息生产和传播的权利，曾经的传受关系变成了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人人都是传播者，尤其是借助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理论上每个人都可以随时随地发布信息，甚至是视频影像信息，正所谓“有图有真相”，这使得资讯流通的媒介环境更为复杂。在此情形下，政府作为传播主体和修辞主体，反而成为“被传播”、“被修辞”的对象。因此，今天的政府信息传播，所需思考的重点不再只是单向传播的策略问题，而应是在“被传播”情境下如何传播的问题。只有认清这种变化，才有可能纠正认知偏失，进行策略调适，从而导向“寻求共识的社会心理状态”[3]。 　　一、政府修辞的变化：活动即修辞 　　互联网时代，政府固然还是传播主体，但同时也是“被传播”对象，政府的整个活动都???置于受众的传播视野中，原先由政府主导的修辞方向乃至内容相应地发生了转移。概括而言，活动成为修辞，这从以下两方面可见一斑： 　　其一，政府所有的政务活动乃至个体行为，都变成了传统受众即公众的传播内容。以往媒体更多报道的是政务活动结果，而现在在场网民的在线介入，使得政务活动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成为传播内容，这无疑打破了政府独家报道权和解释权，也为公众提供了更丰富的解读视角和事件内幕，更重要的是，政府的言行和活动成为被网民观察、选择和传播的对象。 　　其二，政府借助各种媒体所进行的宣传活动，即传媒的传播活动，也被变成了公众的报道内容。由于中国特有的传媒体制决定了中国媒体“不是外在于国家的权力系统，而是其中的构成部分，执行政治的指令”[4]，因此，报道传媒活动其实也是在反映政府行为。 　　当政府活动的所有一切，从过程细节到态度方式，从进展结果到个体表现，被纳入传播后，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被渲染、被关注，成为符号，指涉行为。也就是说，政府活动的工具和结果都可能被符号化，例如，贫困小镇的政府大楼、豪华车辆、官员手中的天价烟等，被网民用手机记录和捕捉后，以图像方式直接冲击更广泛的网民。而这些符号会跃出具体的人和物，直接指涉政府形象。从这一角度来说，政府的全部活动都变成了修辞，活动即修辞。 　　当一切活动被符号化，政府便不得不面对“修辞”与“被修辞”的复杂情境。一方面政府是基于其“政治合法性”①的政治传播活动的修辞主体，以受众为修辞对象；另一方面是被受众反向施加修辞活动的对象。由于作为受众（网民）和政府（部门）并非完全利益相同甚至可能是诉求相反的两个主体，受众会从自身目标出发进行修辞活动，比如，各种版本戏谑高铁体“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了”，铁道部广受质疑，新闻发布失效。 　　从理论上说，媒体有满足受众需求的责任。所谓满足，自不待多言，但是，媒体的社会责任是服务于公共利益和公众利益的，它基于人们对更好的人类社会的向往。但是，在互联网时代，公民新闻、个体视频，提供了新闻的另一种方式、另一种选择。从信息传播的技术层面来说，正是因为受众借用DV、手机参与信息分享、新闻制作中，才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呈现出不同形态。在技术层面，公众未受到任何专业训练和约束，凭着兴趣本能和社会意识经验，选择、制作、上传觉得有意义、有趣味、有价值的内容，吸引一部分群体关注，这就构成了自媒体传播，这种自媒体传播是“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也可能在最大限度上反映参与传播的普通群体的兴趣、爱好，因而是“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他们本身的新闻途径”[5]，因此，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互动中，新媒体反哺传统媒体，影响传统媒体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