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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话是今天这个世界 　　维诺格兰德、罗伯特·弗兰克和阿勃丝是美国20世纪中期最重要的摄影师。维诺格兰德带给艺术的那种灰暗的真实性，是美国艺术取得的高水平成就之一。他那种将汪洋恣肆的生命力与宿命感相交织的视野，也是当代美国艺术壮丽视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题记 　　2013年国际摄影界的一个重要事件，是美国旧金山现代艺术馆（SFMOMA）3月9日-6月2日举办的《加利·维诺格兰德回顾展》。此时，距这位重要摄影家的上一次回顾展（策展人是约翰·萨考斯基），已整整25年。 　　罗伯特·弗兰克、黛安·阿勃丝、加利·维诺格兰德（Garry Winogrand，1928-1984），被认为是20世纪中期美国最重要的三位摄影家，其影响也早已超越了美国本土。当代纪实摄影中的摄影-社会之关系，以个人风格代替宣传性、煽情主义和国家本位主义的价值取向，对影像真实性的重新植入等核心观念，经此三人之手最早奠定。前两位，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都被谈得极多；而对维诺格兰德，业内一直浅谈辄止。何以如此？这是因为维诺格兰德在56岁的摄影盛年突然去世，其生命最后13年中拍摄的6000多个胶卷，有4000多个尚未及冲洗，冲洗出来的2000多个还没有印小样。对他生命最后13年的作品，不仅是外界缺乏了解，甚至他自己看过的都极少——这种情况下，又有谁敢轻率妄言？ 　　维诺格兰德的这批遗作始终有人萦怀。2009年初，旧金山现代艺术馆筹资百万美元，邀请美国著名摄影家、评论家、耶鲁大学教授雷奥·鲁宾芬（Leo Rubinfien）用整整3年时间，对维诺格兰德生命最后13年拍摄的6000多个胶卷中的影像做了细致的编辑、整理和解读，结合其前期作品，推出了《加利·维诺格兰德回顾展》，人们终有机会一睹大师作品的全貌。同时，雷奥对美国当代摄影的影像谱系也有独到眼光，并体现在策展过程中，使《加利·维诺格兰德回顾展》成为一个在当代影像谱系、摄影观念回顾、摄影师评价和史料整理等方面都有参考价值的杰出案例。本刊特发表对雷奥先生的专访，对此作深入介绍。 　　南无哀：我的第一个问题从黛安·阿勃丝开始。1967年，约翰·萨考斯基在纽约现代艺术馆推出了名为《新纪实》（New Documents）的摄影展，展出阿勃丝、维诺格兰德、李·弗里德兰德三人的作品，被认为是“开拓了纪实摄影的新领域”。关于阿勃丝带给摄影的新思想，一种流行评价是“取消了传统纪实摄影中的道德高地”，因为她之前的一些著名纪实摄影师，比如尤金·史密斯，在面对弱势群体时，往往充溢着强烈的同情和道德关怀，但阿勃丝是冷静的，似乎不动情感的，她的作品中少有“正常人”对智障者施予同情的优越感。你是否同意，在阿勃丝的作品中“道德高地消失了”这一观点？ 　　雷奥·鲁宾芬（Leo Rubinfien；下称“雷奥”）：不同意。恰恰相反，我认为阿勃丝比她的前辈采取了一种更为复杂的道德立场；对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她的照片相当怪，即使对于今天的人们，她的作品仍然够怪够震撼。在为《新纪实》展览所写的文章中，萨考斯基曾说这三位摄影家所追求的不是用照片来变革社会或政治生活，这使他们与他们的前辈不同。这话说到了点子上，因为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艺术陈述，而不是政治陈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作品中缺少道德内容。对于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他们是那个时代最有道德感的摄影师。他们的艺术陈述包含了丰富的、相互矛盾的情感因素。比如一张阿勃丝式的典型照片，常常同时把同情、迷恋、恶心、幽默、忧愁这些情感一股脑儿塞给你；再比如维诺格兰德的照片，他同时让我们感到那个东西既优美又丑陋，既充满希望又毫无希望。这种观看更接近我们今天所体验到的生活的复杂性，可以说，他对话的是今天这个世界。对我个人，这种照片比那种只有单一思想的照片更具道德权威，即使那个单一思想充满了道德因素。 　　碰巧的是，我自己就有一个孩子是残疾儿童，我知道我们这样的家长对孩子无比同情，但心里也有一种惧怕。一个不想掩藏这种惧怕的摄影师所传递出的同情，更有感染力。因此，我不认为阿勃丝是放弃了“道德高地”；恰恰相反，她是站到了这一高地的更高处。 　　南无哀：那么维诺格兰德被选入《新纪实》展览，他带给摄影的新思想是什么？ 　　雷奥：维诺格兰德把一种严苛的真实性带到摄影之中；萨考斯基喜欢阿勃丝和弗里德兰德，也是因为他们的照片中含有这种严苛的真实性；但维诺格兰德的照片看上去与那两位不同，他讲的是另一个故事。在三人当中，维诺格兰德更多地触及了1950年代、1960年代和1970年代美国生活的精神问题；他跟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场景和每日行经的世界贴得最近。虽然他的摄影风格是高度个人化的，但他对美国公共空间的观察深度，为其他摄影师所难企及。 　　那么他看到了什么？他出生于1928年，他成长成熟的过程，与美国经历“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