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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产业格局转变与中国战略选择 　　中国经济崛起来自于承接西方的制造业转移，中国崛起是全球产业大转移过程的一部分。当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国，而曾有“工业发达国家”之称的主要西方国家则由于工业移出而出现了“产业空心化”。这一轮全球经济危机也与西方国家空心化的产业结构无力支撑其日益膨胀的虚拟经济有关。 如今全球产业格局所呈现的突出新特点大致有三。 ——全球工业中心区域与生产性服务业中心区域分离。这是工业生产链条重组的反映，“生产性服务业”从工业当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产业部门，并且发展成比工业本身更加庞大的产业部门。“生产性服务业”包括金融服务业、现代物流业、高技术服务业、设计咨询、科技服务业、工程咨询服务业等，在传统的产业体系中，曾以制造业企业的下属事业部门形态存在，或者像传统的银行业那样服务于工业体系。全球产业大转移过程中，西方企业往往把加工制造等劳动密集部门转移到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而把研发、设计等知识密集部门留在本国。现今西方国家的服务业占GDP比重往往达到七成以上，主要来自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集群目前大多在西方国家，使全球产业分布出现了工业中心区域与生产性服务业中心区域相分离的局面。这也意味着现代工业产品的生产过程往往是设计过程与制造过程在不同国家进行。 ——工业区域与金融区域分离。大部分工业制造过程已转移到原先的“发展中国家”，但金融体系、贸易体系仍由西方主导。当今世界上最主要的金融国家并非最主要的工业国家。与此同时，金融体系中“虚拟化”程度很高的衍生品所占比例日益扩大，全球衍生品总额至少相当于实体经济总量十倍以上。金融的“虚拟化”也带动了工业的“虚拟化”，这也是值得关注的新趋势。 ——工业国与资源国关系变化。过去，世界工业中心在西方国家的时代，工业国与资源国之间具有宗主国与殖民地关系的特征。而现在当工业体系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国与资源国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资源国取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希望把资源卖出更高的价钱；而资源定价的话语权更多地掌握在拥有交易所和???融权力的西方国家手中，他们也希望资源产品卖给工业国的时候价格更高。这样，金融国家与资源国家就实质上会形成针对工业国家的利益共同体。 上述三方面全球产业格局新特点，既是“中国崛起”这一宏大过程的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中国进一步发展所需要面对的外部环境。 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世界上绝大多数种类的工业生产链条中国实际上都已拥有。只不过，在“外需导向”既往条件下，中国的工业生产链条往往都是与西方市场的需求相配套的，而中国自己的甲链条与乙链条之间常常不能自相配套。因此，中国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突破的核心瓶颈——“产业升级”，实际上是一个如何使中国自己的生产链条相互之间形成配套的问题。 要突破这一瓶颈殊非易事，需要在三个方面做出合理的战略选择，即：如何处理与生产性服务业国家的关系？如何处理与高度“虚拟化”的国际金融体系的关系？如何处理与资源国家的关系？ 产业升级与知识产权博弈 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是全球离岸外包生产组织网络的一部分。 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的加工制造业低端部分越来越不堪成本重负，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起初承接发达国家制造业转移的是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融入西方经济体系较早的国家，而中国的大门打开之后，则以两方面别的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逐步取而代之，成为了全球制造业的最重要承担国。中国所具有的两大特殊优势是：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一个“低价格体系”。 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初期，就逐步建立了较完备的工业体系。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已经拥有原子弹、人造卫星这样的“巨系统工程”产品，这种产品没有近乎种类完备的较高水平的工业部门的通力合作，是做不出来的。因此，它足以说明当时中国工业部门完备性水平和组织化程度，这在当时是发展中国家中独一无二的。较高水准的工业体系成为了中国承接全球制造业转移的基础条件之一。 中国承接全球制造业转移的基础条件之二在于“低价格体系”。所谓“价格体系”，本质上是一个经济体内部各种商品之间的交换比值。而“低价格体系”则是指在一个工业化程度较低的经济体内部，由于占总产值大部分比重的商品都是附加值低的初级产品而形成的包括劳动力在内各种交易价格都比较低的情况。改革开放之前，对外贸易在中国经济中比重很低，大部分经济活动都在国内进行，由于农业和低端工业占到了产值的绝大部分，因此中国形成了一个低价格体系“池子”。与“池子”外的国际市场相比，包括劳动力、资源在内的要素价格都要低很多。而中国承接加工制造业所需的要素，并不是低价格体系的基础部分如粮食等，而是在基础部分之上衍生出来的部分如劳动力、原材料，恰恰是这些参与国际分工的部分，与国际市场价格相比，要便宜几倍乃至几十倍。 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