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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婚姻变革思想演进 　　摘要：鸦片战争后，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西方文化的强势东进，西方社会的婚姻状况、人权观念、婚姻理论渐次传入中国，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共鸣。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对比中西方社会的婚姻状况，深刻反省和检讨了传统婚姻的不足，提出了各自的进步婚姻观。从近代婚姻变革思想的萌蘖到婚姻变革思想的形成、发展，进而直至高潮，这一思想的演变脉络，一方面折射出近代婚姻变革思想螺旋上升的轨迹，同时也清晰地彰显了西学东渐的日益加深。 　　关键词：西学东渐；婚姻思想；近代中国；婚姻习俗；一夫多妻；女权 　　中图分类号：C913.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1?0216?07 　　长期以来，受封建婚俗的迫害，中国青年男女在自己的婚姻大事上无自主权，婚姻悲剧俯拾皆是。鸦片战争前，已有文人墨客对封建婚俗摧残下的青年男女深表同情，但当时中国“还没有什么新的力量足以瓦解封建的经济基础， 也没有什么新型的理论武器足以摧毁封建的意识形态， 因此不平之鸣只能是唏嘘的叹息而已。”[1]鸦片战争后，从闭关锁国到被迫开关，是满身疮痍的清王朝在处于上升期的资本主义面前悲恸却又无奈的屈服，这其实也彰显了儒家文化对外来文明强大的包容力。伴随着欧风美雨的侵袭，西方社会生活方式和政治学说纷至东来。一批仁人志士在政治上对比中西方，要求变革封建制度的同时，在生活领域对比中西民族间的社会风俗，要求变革传统风俗陋习，并自觉把风俗变革与救亡图存联系起来，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婚俗变革潮流。本文尝试对西学东渐与近代中国婚姻变革思想的演进做一考察，探求近代中国婚姻生活的发展轨迹，以求正于方家。 　　一、来华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婚姻变革思想的萌发 　　伴随1844年《望夏条约》和《黄埔条约》的相继逼签，清政府宣布对基督教“驰禁”。这导致来华的传教会组织在此后10 年间竟由20 多个猛增至165 个，西方传教士可谓是纷至沓来。传教士们通常“用宗教的鬼话来遮盖掠夺政策的人”[2]（214），充任列强的掠夺帮手是其一大特点。但是，出于布道的需要，这些人又“客观上充当了历??不自觉的工具”，将西方文明“宣而播之”[3]（326）。这其中自然也囊括了近代西方婚姻变革思想、男女平等思想等。尤为值得赞赏的是，传教士本人严格执行一夫一妻制，这为当时中国改造婚姻陋俗起到了表率作用。他们来到中国后，对中国的婚姻陋俗十分敏感，将西方先进婚姻思想传入中国亦是本能反应。传教士的传教过程确实对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及风俗变革产生过一定影响。事实上，如果“苟非五洲大通，耶教之义输入”，那么“恐再两千余年，吾人尚不克享宪法上平等自由之幸福”，这一点“可断言也。”[4]（95） 　　来华传教士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将西方先进婚姻观输入中国：一是通过报刊媒介直接向国人介绍西方社会婚姻状况。由传教士主办的《万国公报》就刊登了大量相关文章，诸如：“一人不得娶二妻”，“夫妇离异之律”，“以公道处之”[5]；“既娶妻不准纳妾，此例固人所共遵而不敢犯，且为人所乐从。”[5]二是通过介绍西方译著，传递婚姻变革思想。出于“布道”的需要，传教士向中国输入大量的西方译著，他们“不揣固陋，创为汉字地球图及美理哥合省国全图”，同时“又以事迹风俗分类略书”[3]。先进之士通过翻阅其中一些有关西方婚姻方面的书目，深受启发。比如，孙宝?阅读了西方的婚姻著作后，发出这样的感叹：“世界文明之极则，男女自责配偶，以学问为媒介，并以学问为防限。”[6]（613）康有为曾对此感同身受地说：“今欧美女子于学问、言语、宴会、观游、择嫁、离异略可以自由矣”，“中国尚不能也”[7]（136）。显然，来华传教士所带来的西方先进婚姻思想深深影响到了早期维新派，成为其思想养分的重要源泉。 　　众所周知，早期维新派代表人物王韬、郑观应等人由于开展洋务运动， 接触西人较多， 他们为了“察其习尚，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不辞劳苦“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都人士交接”[8]（40），最先感受近代西方婚姻观念。他们发现，“西俗男女婚嫁，皆自主之”，“未娶未嫁之时，彼此爱慕，相交如友”[9]（581），而且，西人结婚“彼此情愿，男不许娶二室，女不许嫁二夫”[9]，整个社会是一派“夫妇偕老，无妾媵”[9]的和谐景象。为此，早期维新派把对封建婚姻的批判重点放在多妻制和守节陋俗上。在他们看来，多妻制“几等妇女为好玩之物”，它与“天地生人男女并重之说不大相刺谬哉”[10]（4）；同时，认为守节陋俗强迫妇女守寡，禁止孀妇再嫁，最终导致“逼死报烈之惨”的吃人景象。基于此，他们认为，欲国泰民安，必须“先自一夫一妇始”，因为“一夫一妇，实天之经也，地之义也。”[10]（5）同时主张“宜定三出、五去礼律”作为女子提出离婚的准绳[11]（149）。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