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校勘学中“理校”问题.docVIP

西方校勘学中“理校”问题 　　摘要：胡适在《元典章校补释例序》中较早地向国人介绍了西方校勘学。他在该文中认为中国校勘学不如西方校勘学，特别是中国学者“推理的校勘学”并非校勘学的正途。其实，西方校勘学中也存在“理校”的做法，不论是校勘古典文献，还是近现代文本都必须使用理校。许多西方学者认为理校的性质更偏向于“艺术”而不是“科学”，在校勘中重视理校甚至超过文本。从具体的理校方法上看，中西也有许多共通之处。中西校勘学完全可以平等地互相借鉴、对话，我们对西方校勘学的研究需要超越胡适，继续推进。 　　关键词：西方校勘学；理校；胡适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3）02―0070―06 　　西方校勘学（western 　　textual 　　criticism），又称“文本考据学”、“文法学”。它起源于古希腊时期，中世纪时期一度隐没，文艺复兴时期重新兴盛，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20世纪30年代，胡适为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作序，介绍西方校勘学“有古本可供校勘”、“古译本也可供校勘”、“校勘之学比较普及”三个优点，并认为中国传统的校勘学不如西洋。继胡适导其先路之后，国内在西方校勘学研究领域鲜有学者涉猎。21世纪初，余英时为刘笑敢《老子古今》作序时感慨，20世纪以来相对于中西哲学、文学、史学的比较，“‘文本考证学’的中西比较，则少有问津者”。 　　中国传统校勘学中，“理校”作为“校勘四法”之一，早在春秋时期子夏校订“三豕涉河”时就开始得到应用。到了乾嘉时期，应用通博的学识，特别是小学知识进行理校，更是成为大批学者自觉的追求。但胡适在比较中西校勘学后，却认为王念孙、段玉裁等乾嘉学者“推理的校勘学”，“不过是校勘学的一个支流，其用力甚勤而所得终甚微细”。因此，研究西方校勘学中的理校问题，就不仅涉及借鉴学习西方校勘方法，丰富传统的校勘理论，还是关系到中国传统校勘学留下的大量理校成果是否“科学”，是否值得学习继承的重大问题。本文将试图从“理校的存在及其必要性”、“理校的性质”、“理校与本子的关系”与“理校的范畴及方法”四个方面??对西方校勘学中的“理校”问题进行初步梳理，试图解决胡适提出的一些疑问。 　　一、“理校”的存在及其必要性 　　西方校勘学是在对古典文本、《圣经》文本、莎士比亚文本以及近现代作家文本的整理工程中发展起来的，其任务在于“推出一个与原本尽可能接近的文本”。而其方法则是，“根据本子和理性进行修正”。“本子”即是利用不同版本进行“对校”（re―censio）。在此基础上对异文进行“修正”（emenda―tio），则离不开“理性”的参与。这正与陈垣所说，“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使用“通识”进行的理校，有共通之处，可以称之为西方校勘学中的理校。 　　如胡适所说，“西洋古书的古写本保存的多，有古本可供校勘”，何以仍需要进行理校？原来，西方校勘学传统流派“折中法”、“谱系法”的整理对象，主要是《圣经》和古典文本。这些文本与中国先秦古籍一样，其原本因时代久远早已不复存在，流传中又存在复杂的版本体系。“折中法”即是广收众本，择善而从，难免遇到“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免不了需要理性的参与。“谱系法”有些类似于中国传统文献学考察本子系统，但更注重比较不同文本中的讹误关系，依此对本子进行分组归并。例如，“如果有一个本子J，拥有另外一个存世本子F的所有讹误，另外还有至少一个讹误是自己特有的（独特讹误[peculiar 　　error]），那么就应当认定J源出于F”。此法可以在纷繁复杂的本子中挑出主要的代表性本子进行校勘，省去了遍观众本的麻烦。然而，“谱系法”往往将文本传承归纳为两支。两支中的异文，在“典型情况”中，异文一正一误，需要通过“选择”（selectio）得到原型的文字；在“非典型情况”中，两个异文是对同一文字的不同讹误，需要通过“推测”（divinatio）进行“合并”（combinatio）。对这两种情况进行校勘都离不开理校。 　　西方校勘学中还存在一种“底本法”，主要针对莎士比亚之后的文本。英、美等国这一类文本的初版、修订本，甚至作者的手稿大都保存完好，不难从中选择一个最为可靠的本子作为底本，而只对其中的明显讹误进行修改。不过，英国学者格雷格在《底本原理》一文中提出应当区分“实质性异文”和“非实质性异文”，以限定底本的权威性：“但是这里我们必须区分两种异文：一种是重要的。或者我们称之为‘实质性’的，即会影响作者的意图或者其表达实质的文本异文；另一种一般是诸如一般拼写、标点、词形分合等等，主要影响其形式上的呈现，可以看作是次要的，或者我称之为‘非实质性’的文本异文。”“底本（通常）管辖非实质性文本要素的问题，而实质性异文的取舍属于校勘学的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