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重点村北京城乡结合部改造中“本地人”和“外地人”.docVIP

重塑重点村北京城乡结合部改造中“本地人”和“外地人” 　　北京城乡结合部50个重点村改造，标志着北京城乡结合部的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承担《北京社会建设蓝皮书》相关研究任务的北京工业大学课题组从改造城中村的人口特征---“本地人—外地人”的二元结构分析出发，对改造个案进行了观察。 　　显然，北京城乡结合部的改造不仅包括本地人的新市民培育问题，还包括大量外地人的服务管理问题。在有效解决问题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本地人—外地人”间的关系转变，将是新时期城乡结合部发展、推进城镇化的重要课题之一。 　　城市化推进城乡结合部外移 　　近年来北京关于城乡结合部改造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奥运会为契机的已存城区内脏乱差地区，主要集中于奥运场馆周边的城区改造；第二个阶段便是2009年以改造北坞村和大望京村为试点开始，到2010年挂账的50个重点村的改造规划，主要针对北京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城中村改造开始推广开来。 　　北京城乡结合部地区重点村改造并非易事，这与老城区内的“城市角落”改造有很大不同，涉及的问题很多，其中核心的问题就是针对不同居民主体的变化应采取怎样的管理与服务措施。这些村民的拆迁安置保障问题与大量外来人口的居住需求问题，都给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城中村改造提出了巨大挑战。 　　集中于这样的核心问题，北京市采取了相应的改造配套政策，在“北坞模式”和“大望京模式”的经验基础上，尝试发展旧村改造与新村建设相结合的城中村改造模式。 　　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其主要理念就是确定以中心城区发展为主干、集中发展核心功能区，防止无目标方向的“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尤其是规划中确立的五环与六环之间的绿化隔离带建设，不仅能够起到城市生态建设方面的效用，更具有有效防止城市用地无限制蔓延的意义。 　　绿化隔离带将中心城区环抱其中，覆盖了北京城乡结合部的多数地区。作为城市边缘地区的重点村也由于城市规划开始进行改造。不过，对它们的改造不仅仅是单纯的空间改造过程，更是将空间中人进行重组的过程。北京的城市地价决定了改造地区的多数人向城市外围流动，城市化也在推进城乡结合部的外移。 　　从一些调查报道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随着北京五环内行政村城市化改造进程加快，流动人口开始向外扩散，城中村外移现象明显。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北京常住人口持续增长，并继续向郊区扩散。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集聚了八成人口。大量的外来人口集中于北京的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而近年来北京重点改造的城中村也主要分布在这些地区。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北京城市规划方面尽量在避免“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但随着大量人口的外移，城中村的外移现象也在同步出现，这是受到城市的整体规划、地租差异以及人口流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城乡结合部的“本地人”和“外地人” 　　概括起来，北京市的“城中村”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指在建成区内环境脏乱的城市角落，分布在北京的旧城区。这部分“城中村”经过奥运会前3年的集中整治，公共环境已经有了明显改观。第二类“城中村”主要是指规划市区范围内的行政村。它们大多位于城乡结合部地区，具有人口高度密集，公共设施严重不足，生活环境脏乱差等基本特征，是当前北京市在城乡统筹过程中重点关注和着手改造的地区。 　　立足于“城中村”内的“本地人—外地人”这样的居住主体区分，可以看到改造的“城中村”具有以下明显的特征： 　　人口构成倒挂。城乡结合部的廉价地租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的入住，使得城中村从原先的农村社区转变为移民聚集区。据不完全统计，朝阳区崔各庄地区的大部分近郊村的本地与外来人口的比率都在1：10以上。 　　居住人口构成复杂。北京城乡结合部的城中村中的居民除了少数具有当地户籍的本地人外，还有来自外省市的大量外地人。尽管从整体来看外地人来自多个省市地区，但从个别的城中村实际来看，还是形成了同乡同地的聚集效应，他们更多的是由从事的职业关联在一起。由于北京的城乡结合部地区形成的家居建材、商品批发、物流仓储、科技园区等的规模效应，因此也吸引了大规模的外来人口入住，地区经济产业和居住人口间具有紧密的相互“推拉”关系。 　　不过，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城中村外来人口仍然具有很强的异质性。除了外来农民工人口，还有依托于科技园区或文化产业区等的大量“北漂”、“校漂”一族。此外，即便是居住于同一城中村内，外来人口也由于处于经济产业链条的不同位置而形成了阶层分化。 　　“本地人—外地人”的两种经济行为。城乡结合部重点村与旧城区内的“都市角落”显著的不同，就是经济行为的双重性特征。一是以村本地人为主体的物业租赁活动，不仅包括成立村集体资产合作公司来从事土地租赁、企业招标、物业管理等经济行为，还包括村民个体通过盖房出租从商等的经济行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