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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统计学发展的三个高潮一个飞跃 闫保华 HYPERLINK \t _blank 2009/9/12 14:20来源： 山西统计 中国统计学是20世纪前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此之前，统计活动在中国始终处于有“实”无“名”的状态。在考察我国统计史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特殊的演变模式：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统计活动的国家之一，统计实务源源流长，内容丰富。〈尚书.禹贡〉中的九洲表是国际术界所公认的最早的统计史料，即为古代国势调查的肇端，另一方面，尽管历代学者相继提出了不少朴素的统计观点，应用了本土统计思想，但自先秦以后却发展缓慢，从古代到近代，始终未能形成一个专门的知识系统。 19世纪末，西学东渐，近代科学被引入中国。1896年，华蘅芳与英国学者丁·弗勒合译的第一部中文版概率论著作〈决疑数学〉译成刊行，揭开了统计学在中国传播的序幕。随后，越来越多的欧美和日本的统计理论著作相继被译成中文。1930年，中国统计学会成立，标志着我国最早的统计学术族群的形成。 20世纪前半期，传入我国的主要是来自两个不同学派的统计思想和理论：一是德国和日本社会统计学，主张探寻社会发展规律的实质论；一是英、美的数理统计学，坚持通用方法论。尽管这两个学派的理论观点彼此不同，甚至相互独立，但其思想底蕴主要是实证主义和社会进化论观点。对于运用统计方法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重要性，二者的看法则趋于一致。诚如日本社会统计学大师横山雅男所说：“统计学是对社会和国家的动静现象，依合法的大量观察，研究其原因和规律的科学”。而更为激进的通用方法论的代表人物白R.A.费暄亦强调：“统计方法是从事社会分析所必需的，并且主要地只有依靠这种方法的帮助，才能把这种分析提高到科学的地位”。国外统计学家对社会经济课题的关注，对早期中国统计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引发了中国学者在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进行开创性研究。一批学者展开了科学意义上的统计调查和研究，涉及到人口、物价、统计、农业和工业等专门课题。另一些学者则取得了被国际学术界公认的理论研究成果。 ??30年代前后，形成了中国统计学的第一次发展高潮。新中国成立后，在引入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同时，亦引入了苏联统计理论和统计模式。苏联统计理论被奉为马克思主义统计理论的圭臬，影响乃至改变了一代学人的统计思想。我国建立了现代国家意义上的、比较完整的统计制度和组织机构。由千百万人参加的统计实务，促成了统计学在中国的第二次发展高潮。苏联统计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原因。它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直到80年代，苏联学者依然认为：“现代统计学的基础是马克思和列宁奠定的”。在学术传统上，它与德国社会统计学派有着历史渊源。在实践上，它把社会主义经济统计工作作为计划经济制度的专属工具。长期以来，苏联主流派学者始终主张统计学是一门实质性的社会科学。无视20世纪前半期以来统计学作为方法论科学在世界各国所取得的理论进步和实际结果，无视现代统计学的发展趋势，将欧美通用方法视为敌对思想，并用行政手段将数理统计学派驱逐出整个统计学领域。这种在学术领域中“圈地”运动和极端膨胀的知识霸权在40-50年代达到顶峰，几乎摧毁了苏联的数理统计学民族群。实际上，当苏联学者在50年代初宣称其统计理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统计学”之时，标志着它已经转向停滞和保守，其理论价值、实践价值和美学价值日渐衰落。我国统计理论继承了苏式理论的缺陷和所设下的思想禁区。脱离了现代统计学的发展主流，被局限于社会经济统计这个狭隘的实务领地。20世纪前半期兼蓄并收的学术景观不复存在。在有发展的数理统计在政治上蒙受耻辱，大大贬低了它的科学价值和实践意义。因此，中国的社会经济统计在经历了50年代的兴盛之后，过早地转向平庸和停滞。 70年代末，在改革开放浪潮冲击下，我国统计学面临来自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的挑战。随着制度变迁、社会分化和经济关系重组，传统的苏式统计理论与中国的改革实践之间出现了尖锐矛盾，依附于计划经济的社会经济统计学在逐步成长的市场之下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由此造成按传统理论和具体过程的不可识别、传统调查方式的失效以及数据汇总中的遗漏等等一系列问题。面对现实经济生活中不断出现的新的事实，难以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辞典中找到预设的定义。历史无情地否定了苏联统计理论中那种“经典注我”“我注经典”的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做法。与此同时，欧美通用方法论著作在时隔30年之后，再次象潮水一样进入中国。在一些主要国家中，现代统计学方法论被广泛运用于生产、国家宏观管理、科学研究等各个领域，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所有这一切，不能不引起中国学者对传统理论的深刻反思。因此，我国统计围绕一门统计学还是两门统计学的问题展开了一场空前的大争论，从而将中国的统计学推向本世纪的第三次发展高潮。这场争论的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