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黑帮片嬗变与解脱.docVIP

香港黑帮片嬗变与解脱 　　[摘 要] 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000年后的第一个10年，香港电影是东西方文明意识形态特殊的融合产物，在某种程度上，考察香港电影就像考察一个复杂的基因工程。香港黑帮片在不同时期显示了其鲜明特征。风格的流变与内在思考相连续，由展示义气和利益的冲突张力，发展为解构崇高以及探究黑帮与法制的辩证关系，再发展为对黑帮权力史的深入思考。香港黑帮片的这些探索深刻反映了东西方文明特定的交汇模式中，香港经历的焦虑和对焦虑的解脱路径。 　　[关键词] 香港电影；黑帮片；解构 　　基金项目：本文系海南大学青年基金项目课题“数字化的文化与电视”（项目编号：qnjj1276）。 　　香港电影是东西方文明意识形态特殊的融合产物，在某种程度上，考察香港电影就像考察一个复杂的基因工程，东西方文明的基因在香港电影中完成拼接和DNA重组，不仅改变了原有文明的遗传特性，产生了新品种，也加深了我们对源文明的结构和功能的了解。 　　以香港黑帮片为例，我们将吴宇森1986年导演的《英雄本色》与杜琪峰2006年导演的《黑社会2：以和为贵》放在一起，两者的时代差别非常明显，间隔两部影片的20年间，香港电影经历了一系列嬗变和演进。勾勒其演变的内在逻辑，可以看出，东方传统的道义价值观和权力思维，西方传统的法制和利益思维，都在香港黑帮片的隐喻系统中钩织融合，产生种种冲突和迷失。香港黑帮片由此成为一种特殊的类型样式。 　　考察20世纪80年代的香港黑帮片，义气和利益的关系往往构成剧情主线。在《英雄本色》系列中，揭示了香港黑帮的基本性质：将非法交易的高风险转化为高额利润。由于交易本身是非法的，用来协调利益分配的机制就不能依靠法律，而是所谓“江湖道义”。这一方面造成黑帮与香港法制社会的冲突，一方面又会导致黑社会内部的严峻冲突。 　　之所以我们把香港黑帮片称之为混合了东西方文明源代码的特殊类型，就在于，东方古代的江湖义气要求重义轻利，《三国演义》或者《水浒传》这类民间文本都揭示了古代江湖义气的本质，像宋江这样的大哥仗义疏财，结交一大伙“兄弟”，目的是在于通过释放利益，获取权力。然而，20世纪80年代香港黑帮片中，江湖“兄弟”的目的在于谋取利益。江湖“兄弟”本质上是生意人。“重利”和“重义”的冲突在所难免，因为“重利”的模式要求是极为理性的：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重义”的模式要求却是感性的：钱财如粪土，朋友值千金。当“义”和“利”发生严重冲突时，东方的道德观念仍然会起到决定性作用。 　　只有美国黑帮片才是完全表现“重利”的模式，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和马丁·斯科塞斯拍摄导演的著名黑帮片，莫不在揭示美国黑手党的暴利来源和隐藏的社会功能。另外需要指出来的是，讲究法制的西方民主制度恰好需要一个非法的黑帮系统提高执法效率，这是美国黑帮片重要的内在逻辑。对于美式民主来说，一个难言之隐就是，对社会暴力冲突缺乏控制。美国枪械泛滥属于美国式民主制度的无奈，只能依靠以暴易暴的模式，让民众个人用枪械保护自己。黑手党在墨索里尼时代的意大利几乎被消灭，而颇为反讽的是，美国人战胜了墨索里尼，却对黑手党势力难以应付。像《教父》《好家伙》这样的美国黑帮片，鲜明指出了黑手党对美国的“贡献”：黑手党客观上减少了美国的街头犯罪，当美国林林总总的街头犯罪被统一在若干黑手党家族旗下，犯罪率实际上下降了。①这种情形也部分适用于香港。 　　尽管香港黑帮片中，黑社会的一部分性质不同于“谋权”的水泊梁山，而接近于“谋利”的美国黑手党，然而，《英雄本色》系列中的事件走向显然不同于《教父》系列，《纵横四海》的叙事逻辑也迥异于《美国往事》，这说明了香港黑帮片的混合基因特征。纵观80年代的香港黑帮片，狄龙、周润发扮演的主人公没有好好读过书，于是迫于生计，加入黑社会，与其说他们是罪犯，毋宁说是一些受难的“好人”。虽然他们从事非法交易，但是他们都有劫富济贫的倾向，不贩卖毒品，不欺负妇女，对儿童有爱心。他们身处黑社会，却并不是黑色的，而是被遮蔽的白色，具有灰色性质。至于真正的“坏蛋”，则是完全沉迷于利益，没有道德底线，聪明奸诈自私之辈。在一个典型叙事模式中，义气终于会战胜利益，落难的“好人”则在彰显道义的最后一战中完成自我救赎。象征白色正义的警察也会在情与法之间做出充满人情味的、认同道义观念的选择。 　　香港90年代的黑帮电影发生了明显改观，真正具有现代性意味。这体现在人物设定、镜头语言、情节走向等若干方面。在80年代，用升格镜头拍摄悲壮的主人公走向战场，白鸽飞起，风衣猎猎，煽情的音乐与拘谨拖沓的蒙太奇营造出老式浪漫气质，强制性地主导观众的视觉焦点和情绪，这种手法在90年代看来是矫情的、过时的和幼稚的。忠奸对立的冲突张力让位于主人公内心善恶冲突的张力，镜头语言也走向记录风格，平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