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服躬耕晚明乡宦文化装扮与仕隐并存.docVIP

野服躬耕晚明乡宦文化装扮与仕隐并存 　　摘要：晚明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价值选择和生存方式日渐多元，但同时社会变迁也带来了普遍的焦虑，乡宦的社会角色和身份定位变得复杂不确定。于是他们转而借用其他社会群体的角色来寻求身份之外的价值体现，以野服躬耕的文化装扮游离于隐士、官员、士人、农人、商人等不同角色之间。但晚明乡宦既不会抛弃士人身份成为绝对的隐士，也不会成为全然投身于地方事务的改革家，体现出社会转型期知识群体对自我的困惑和反省。 　　关键词：晚明乡宦；野服躬耕；文化装扮；多重面相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4）01-0136-09 　　晚明社会激荡、躁动，身处社会转型激变期的乡宦，既有个性解放的蠢蠢欲动，又有传统士人的自律自省；既享受商品经济带来的优越，又奉行温和的苦行主义；既有身为儒家士大夫的经世意识，又郁郁于仕宦生活而试图隐遁逃禅。所以相比于其他时代，晚明乡宦的角色更加复杂多面，既可为隐士，又是特殊的官员；既是士人，也可是商人，但又试图成为农人，在群体性格上呈现出消极与积极、出世与人世、保守和改革、隐逸与经世并存的局面。学术界对于晚明乡宦的研究大都倾向于考察其中一个侧面，忽略了这一矛盾特性。本文从“野服躬耕”的文化装扮和实践人手，考察晚明乡宦试图调节各种角色的努力，以及其最终形成仕、隐并存的格局，并由此展现晚明图景下更为丰富多变的乡宦形象。 　　一、野服躬耕：晚明乡宦的文化装扮与实践 　　（一）野服之制 　　服装规格的不同代表着一种身份感觉和人生冀望。在礼制严格的古代中国，服装也近似于一种身份的自我演示，沈周就曾通过四幅编年自画像展示自己的一生，而这四幅肖像仅通过改变服饰展示自己的不同境遇，由此可见服饰所蕴含的文化象征意义。晚明士大夫的服饰出现以奢侈为美、僭越礼制的现象已是众所周知，毋须再议。虽然也有研究认为，面对平民服饰的变化，士大夫阶层为重塑身份与地位，从美学角度自创雅俗之说，以区别士人服饰的品位。然而在晚明文献中还有大量关于乡宦刻意装扮成农夫、渔父、隐士等鄙陋形象的史料，他们对这种扮相同样保持着盎然的兴致。 　　明代张丑认为：“野服之制，始于逸民者流，大都脱去利名枷锁，开清高门户之所为，自非缮性玄漠、抱度弘虚勿能也。”“野服”初为“农夫之服”，传统文献中多指称在乡间林野中谋生的农夫、渔父、樵夫等穿的衣服。贵族在年终祭农的时候也会象征性地穿着野服，象征对农事的尊重。唐代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中解释说：“草笠，以草为笠也。此诸侯所使贡献鸟兽之使者，着草笠而至王庭也。‘尊野服也’者，草笠是野人之服。今岁终功成，是由野人而得，故重其事而尊其服。”野服与隐士成为相互连接的文化意象始于《晋书?隐逸传》，载：“张忠，……隐于泰山，……及至长安，坚辞以衣冠，辞日：‘年朽发落，不堪衣冠，请以野服入觐’。” 　　至宋代，野服逐渐延伸为“渔隐志士在野闲居之服”，有别于等级森严的礼服，成为士大夫致仕后的日常服装。宋代罗大经《鹤林玉露》记载野服的服制为：“上衣下裳。衣用黄白青皆可，直领，两带结之，缘以皂，如道服，长与膝齐。裳必用黄，中及两旁皆四幅，不相属，头带皆用一色，取黄裳之义也。别以白绢为大带，两旁以青或皂缘之。见侪辈则系带，见卑者则否。谓之野服，又谓之便服。”宋代的野服实际已指代在野之服了，即士大夫家居的服装。朱熹晚年即以野服见客，“榜客位云，荥阳吕公，尝言京洛致仕官，与人相接，皆以闲居野服为礼，而叹外郡中不能然。其旨深矣！”费衮《梁溪漫志》载：“于士夫家广摩画像，或朝服，或野服，列于壁问。” 　　到明代，官员致仕后的常服一般称“燕服”，遵忠靖冠之制。如魏沅初的“燕服像”，画像中他常服大襟、斜领、袖子宽松，蓝色袍子，风格清静儒雅。燕服蕴含文士风致，与野服有较大区别。明代的“野服”与宋代所指有所不同，比较倾向于古代的“农夫之服”。据张丑《野服考》和《三才图会》的描述，明代野服的完整装备主要包括：苔笠缁撮、鹿裘带索、草履、草裳、短褐、斗笠、蓑衣、纶竿、芒鞋、竹杖、柴担、耒锄等。但与宋代野服相通之处在于都传达着隐士的野逸风致。与有着严格规定的朝服、公服、燕服相区别，野服让人即刻感受到淳朴和淡泊，让人一看便知是隐士的装扮。隐士必以野服为装扮，这是遵循文化层面上的统一性：头戴葛巾，脚必穿芒鞋，执必藤杖，食必菜羹粝饭。野服被人格化以后附着关于品德、出世人世的启示。这与为官时管带袍笏的形象截然不同，如此装扮仿似在过另一种人生，扮演另一个角色。 　　在晚明，乡宦居乡渐有抛弃忠靖冠之例。部分闲居乡宦一反常规不以“常”服接人，而偏好以“非常”的野服装扮示人。如《儒林外史》第8回记载，嘉靖时娄家两公子去拜见致仕家居的蘧太守，这位乡宦也换了葛巾野服，手执天台藤杖；钱陆灿晚年极喜出游，“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