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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事案件“情况说明”定位和规制 　　“情况说明”，是指在刑事诉讼中，相关人员就刑事案件中存在或者需要解决的问题提供的工作说明、工作情况、说明等的总称。[1]“情况说明”的证据能力及性质定位，在理论界饱受争议，亟待厘清。司法实践中，“情况说明”涉及的事项种类繁多、适用混乱，须予规范、规制。有鉴于此，笔者拟借本文对“情况说明”的定位和规制问题作一些探析，期待对司法实践能有所裨益。 　　一、“情况说明”的性质及证据学分析 　　（一）“情况说明”具有证据能力 　　1.刑诉法对“证据”概念的修改，为“情况说明”具有证据能力奠定了基础。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证据的概念作了修正，将原来规定的“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修改为“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这表明立法者放弃了现行刑事诉讼法中的事实说，改为采用了材料说。[2]“情况说明”的三种常见类型即实体类“情况说明”、证据类“情况说明”、程序类“情况说明”，其证明作用可能存在主辅之分，甚至往往仅作为主证据的辅助证据发挥作用，但这只是证明力大小问题，不影响其本身的性质。无论是实体类、程序类还是证据类“情况说明”，从形式上来看属于材料没有异议，同时，只要其内容与案件定罪、量刑或程序事实有关联，那么就应被认定为证据。 　　2.现行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在规范层面直接或间接赋予“情况说明”以证据能力。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三款“公诉人提交加盖公章的说明材料，未经有关讯问人员签名或者盖章的，不能作为证明取证合法性的证据”和《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后文简称《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三十一条“对侦查机关出具的破案经过等材料，应当审查是否有出具该说明材料的办案人的办案机关的签字或者盖章。对破案经过有疑问，或者对确定被告人有重大嫌疑的根据有疑问的，应当要求侦查机关补充说明”，从司法解释层面首次对“情况说明”予以了明确、直接规定。 　　如果说上述规定在规范层面认定了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合法性的程序类情况说明、死刑案件破案经过等材料的正当性，那么《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二部分“证据的分类审查和认定”中关于对包括书证、物证、证人证言、辨认笔录、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等各属于法定种类但存在一般瑕疵的证据，可通过补正或合理解释的方式予以补救的规定，则为“情况说明“预留了制度空间和更为广阔的适用空间。继两个证据规定之后，两高分别出台的关于修改后刑诉法的司法解释，均吸收了两个证据规定关于“情况说明”的相关规定。应该说，在司法解释层面认定“情况说明”具有证据能力，依据是充分的。 　　（二）“情况说明”属于证人证言 　　关于“情况说明”的证据种类归属，实践中有不同的认识，有的认为归于书证，有的认为归于证人证言，有的将其新创为“一种特殊的侦查笔录”[3]，也有的干脆单独表述为“情况说明”而不作任何归类。修改后的刑诉法仍然采用证据种类列举的方法，但在行文措词上作了明显改动，从原规定的“证据有下列七种”改为“证据包括”。如果把原规定视作是对证据种类的限制性规定的话，那么现行规定则可以理解为证据种类立法上的形式封闭而实质开放。据此探究立法原意，有理由认为证据种类并不限于条文所列举之八类。尽管如此，笔者仍主张，一般情况下，司法实践中不宜随意新设证据种类，应首先考虑根据具体证据的本质特征尽可能归入立法已列举的恰当的证据种类之中。 　　综上，关于“情况说明”的类别，笔者的观点有三。一是，简单地对“情况说明”不作归类而单独表述或新创设证据类别的做法皆不可取。二是，“书证特别是证明案件实体法事实的书证一般形成于案件发生之前，它是在诉讼开始以前或至少是在其被着手收集之前就已形成的”[4]，这是书证的重要特征，而“情况说明”则是在诉讼开始之后针对涉案相关问题作出的特定说明，只能形成于案件发生之后。故“情况说明”的生成时间、原由，显然不同于书证，不能归入书证。三是，司法实践表明，“情况说明”或随特定诉讼活动的发生而同时制作，或因特定诉讼活动存在瑕疵遭受质疑而补充制作（必要时法庭应当通知侦查人员、鉴定人员出庭作证说明）。无论属于上述何种情形，“情况说明”都是侦查人员、鉴定人员就其所了解和感知的案件及侦查活动客观状况、细节所作的书面化文字陈述[5]，属于一种特殊的言词证据，符合证人证言的本质特征，应归入证人证言。 　　二、“情况说明”的证明价值及存在的问题 　　（一）“情况说明”存在的必要性分析 　　“情况说明”的普遍存在，与其说是一种现实，不如说是一种必然。析其成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系因刑事案件的不可逆转性造成。绝大部分刑事案件都是“过去时”，既不可能重演也不可能逆转。办案人员无法还原事实真相，只能尽最大限度接近法律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