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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群众工作经验及启示 　　1947年8月底，晋冀鲁豫野战军（即刘邓大军）主力部队在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带领下，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挺进大别山，揭开了全国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序幕。在其后的时间里，刘邓大军从实际出发，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克服重重困难，发动群众重建大别山革命根据地，有效地打击了敌人，实现了毛主席构想的千里跃进大别山三个可能前途中最好的前途――付了代价站稳了脚。认真总结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中的群众工作经验，对新时期做好群众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大别山群众工作的特点 　　大别山地势险要，战略地位重要，是国共两党长期激烈争夺的要地。刘邓大军以千里跃进的形式，在敌人的纵深地区开展群众工作、创建根据地，面对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当时大别山群众工作的主要特点有： 　　有一定群众基础。我党曾在这个地区建立过根据地，大别山的人民群众具有优良的革命传统，他们的内心深处欢迎我们的党和队伍。同时，在这个地区，革命力量虽然遭到巨大破坏，但是少数地方仍有分散的武装在坚持斗争，如河南经扶（今新县）一带被称为“大别山的儿子”的刘名榜领导的游击队。 　　工作环境险恶。大别山战略地位重要，国民党拼命死守。刘邓大军刚开始南进之时，蒋介石就派出大量兵力追击，在大别山地区更是集中大量兵力与刘邓部队展开争夺。另外，国民党在此处还建立了牢固的统治基础，保甲、特务、各种反动地方势力在暗地里威胁和控制群众。特别是地主、乡保长和叛徒指挥的被称作“小保队”的保安队，他们不但熟悉当地风俗民情，而且熟悉我们的游击战术，比起国民党正规军来，对人民群众的危害更大、更残酷。 　　群众顾虑重重。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曾四次撤出大别山地区，每次撤出后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对当地群众进行清算，对革命力量进行残酷镇压，给群众留下了非常惨痛的记忆。许多群众对刘邓大军这次能不能站住脚、能否长期在这里立足有怀疑，害怕解放军一旦撤出又会受到反动派的报复，不敢过分接近解放军。刘邓大军初到大别山时，老百姓一见就跑，而且是整村整村往山里跑。一位同志回忆说：“从第一天起，在足足一个月的时日中，我们走到哪里，哪里没有人，村子静静地躺着……” 　　军队初到处境艰难。一方面，初到大别山，部队由内线转为外线，从北方到南方、从平原到山区，部队中广大干部战士都是北方人，对南方的气候条件、地理环境均不适应，饮食也不习惯，吃不惯大米，语言又不通，更缺乏山地、水田地带作战的经验，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队的士气和战斗意志；另一方面，刘邓大军千里征战进入大别山，无后方供应，加上长时期连续作战，得不到休整，人马困乏，大量人员生病，战斗力削弱。物资严重匮乏，衣服等需要自己解决，粮食补给困难，很多时候部队饿着肚子打仗。一位干部回忆说：“我们没有菜金，一个月中没有见油。” 　　群众工作曾有失误。在一段时间内，刘邓大军为了更好地发动群众、创建巩固的根据地，号召分浮财、打土豪，犯了急性病错误。这种不顾客观环境的急性毛病，使一些工作违背了初衷，不仅团结不到大多数人，一定程度上也损害了群众利益，带坏了工作作风，增加了群众工作的难度。 　　大别山群众工作的基本经验 　　刘邓大军依靠英勇的大别山人民，克服困难，最终取得了军事战争和重建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胜利。刘伯承元帅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这足以表现人民战争的本质，我们依靠的是人民，蒋介石依靠的是碉堡。在大别山，刘邓大军主要做了这样几项工作： 　　严肃军纪，密切军民关系。军纪是部队精神面貌的直接反映，关系到军民关系，关系到地方工作的开展。刘邓大军刚到大别山地区，许多地方还没有完全适应，有的部队纪律松弛，有打骂群众等现象。对此，部队开始严肃军纪，特别强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947年8月31日，邓小平在部队连以上干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要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9月2日，部队在驻地经扶境内小姜湾村召开了整顿纪律的干部会。刘伯承说：“部队纪律这样坏，如不迅速纠正，我们肯定站不住脚。”9月12日，刘伯承、邓小平就此问题在致军委电中提到：“群众对我很好，但我各部纪律均坏，正严厉纠正中。”通过这种严明的纪律和自上而下的思想政治教育，部队迅速恢复了原有的精神面貌，有效解除了群众疑虑，密切了军民关系。 　　广泛宣传，提高群众觉悟。宣传工作是群众工作的重要一环。通过宣传，增加群众对革命形势和革命队伍的认识，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为了消除群众的担心和恐惧心理，大别山的各级党、政、军机关做了大量宣传教育工作。首先，从晋冀鲁豫老解放区抽调了大批地方干部随军南下，作为开展地方工作的骨干。在大别山地区初步展开后，中原局、中原军区发出了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创造大别山解放区的指示，将一部分主力地方化，广泛地向群众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解除群众的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