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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视野里中国重生 　　读徐国琦教授的《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一书，有时让人有心怦怦然振作之感，因为仿佛可以从中读出两百年来国人的“大国梦”的觉醒和实现。不过在学论学，我们还是回到客观的学术评述上来。除去导言、结语之外，全书七章，分别討论：中国准备加入国际体系、中国国际主义的兴起与新式外交、大战的爆发与中国的反应、中国“以工代兵”的替代战略、中国正式参战、内战、1919年巴黎和会与中国寻求世界新秩序。不难看出，作者有着强烈的建构意识，试图建构起一个中国有意识地进入国际体系，乃至寻求世界新秩序的历史过程来。 　　总体而言，作者的主要贡献有三：其一，发掘了一战与中国的崭新领域，不仅拓展新论题，而且使用新材料（档案、报刊等），并有强烈的问题切入意识。其二，借助国际史等领域的西方理论资源，试图建构起一套自洽的理论模型。作者强调从国际史视角进行研究，其特点在于将传统的外交史研究与宏观历史相结合，尤其重视文化和社会因素。著名学者入江昭认为国际史研究国际事务乃是“根据梦想、抱负和其他人类意识表现”（P6）。作为及门弟子，徐教授也在联动中区分“国际化”与“中国化”两个概念，强调“国际化是指中国人采取的积极应对方式以及积极参与国际体系并接受各种思想观念、社会势力和时代潮流的影响；国际化的过程也是促使中国与外部世界和国际体系进行接触的过程”。而“中国化的推动力来自中国与世界之间在社会、思想、经济、意识形态和文化资源等方面的接触与互动，中国化也受到新一代中国人对政府外交事务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关注的推动”。他进一步区分了消极的国际化、积极的国际化（P18-19）。其三，展现出良好的学术视域，即致力于重构政治史为主的历史主体叙述的同时，也相当重视思想史研究的背景，注意到知识精英在重大政治与社会事件中所起的可能功用。因为历史的发展从来就不是孤立的，分科治学不过是后世限于人力不能及“不得已而为之”。故此，整合政治史、社会史、思想史乃至经济史的种种维度而呈现一个完整的历史图景实属必要。作为一部以政治史为取向的著作，作者充分注意到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维度，关注华工现象（当然作者目的是赋予更宏大的意义）、关注知识精英与社会阶层的互动方面，譬如李石曾、蔡元培等人致力的华法教育会、勤工俭学活动等（不过说李石曾是实业家似乎不确，P153），包括对汪精卫历史地位的复原和实事求是的评价（P152），实为难能可贵，展现了“通史意识”，值得充分肯定。 　　当然，作者在大胆创新、努力“发前人所未言”的时候，自然就很难做到“四平八稳”。道理很简单，要大胆立论，就免不了出现一些“疏漏”。但话说回来，若不能如此，理论创新云云也就只能是“画饼充饥”。只有大胆探索，才可能出现严肃的学术批评，也才可能真地补充和完善理论的建构。此处仅就自身的阅读记录，提一些值得商榷的疑点，就教于作者、学界与读者方家。 　　其一，此书给人的深刻印象是，存在一个中国有意识地进入国际体系并寻求世界新秩序的历史过程。这当然不能完全说是“无中生有”，但确实有不小的“理念先行”的危险存在，至少还很有“小心求证”的必要。现代中国的这段历史之所以复杂多端、难以把握，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群龙无首”，北洋时代的乱局可为明证；但通过这样一种“别线人物”的建构，是否有可能勾连一条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线索？譬如说这里强调的“华工”，尤其是“以工代兵”背后的“政治运作”。这条线索我以为确实是存在的，尤其是以职业外交官群体的精英人物为核心，他们在历史语境中走过的，或许是一条有待清理的“国际化之路”。谈论某国国际化的历史，实际上无法摆脱其外交史和对外关系史（包括文化交流史等），而从晚清到民国，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外交官遴选的制度化，如果此前还是封建王朝的“等级制”选拔，而民初时代则无疑更侧重于“技术化”的官僚遴选，而这批职业外交官对于现代中国的国际地位的争取，即在国际化进程中来明确自身的国家认同，是非常重要的。对这个问题，作者已有深刻认识：“中国外交政策群体颇有认真研究的价值，其重要意义在于我们能借此考察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一般性关系网”。（P65）但根本问题是，谁代表中国，其时所谓中央政府里的官僚在何种意义上可以代表中国，代表中国利益？操纵军队的军阀又是在何种程度上代表中国？譬如一战爆发后，中国各界精英的表现、表态和思路就非常地复杂多元，有极为深刻的内在因素，值得细加辨析。譬如作者提到梁启超、张君劢的对德态度，那么同样作为知识精英的马君武、蔡元培等人的态度也值得纳入考察。除了一般意义的国家利益话语之外，还需要进一步考察他们之间的分殊及其背后深层思想动因。譬如马君武的坚决反对对德宣战立场就饶有意味，这其中既有其时前后文化、历史场域的种种因素制约；但也不排除他因留德而受到德国文化影响的背景。可为什么同样具有留德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