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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伦理学道义论回归分析 　　摘要：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也加剧了诸如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根源所在就要重塑经济学伦理基础。阿马蒂亚·森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尤其是他开创的自由发展观。首先分析了功利主义和道义论伦理观衍生的经济“权利”；接着，深入剖析森的自由发展观，论证它的内在稳定性以及外在开放性，是经济伦理学的道义论回归；最后，对森的自由发展观进行简要评价，并强调它在我国经济建设、转型过程中可能具有的理论参考价值。 　　关键词：阿马蒂亚森；功利；道义论；自由发展观 　　中图分类号： 　　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20-0038-03 　　1 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并逐步建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但是，以西方主流经济思想-功利主义价值观为依托的市场经济体系，在中国的运行也导致了不少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两极分化、不平等问题、社会正义遭到一定程度破坏等。 　　这些问题的产生引发了我国学者对经济伦理学的广泛关注和讨论。王小锡教授在结合东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为框架，强调了经济问题的伦理道德属性，并将伦理道德引入到生产力要素中，成为独立的“道德资本”。厉以宁教授认为道德力量的调节是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在经济活动中应充当市场和政府调节之外的“第三种调节”，对于贫富悬殊问题他则设想收入的“第三次分配”。夏伟东教授则认为中国是在“理论准备相对不足的情况下进入市场经济”的，对伦理道德的功用认识不清，主张“市场经济是道德经济”。樊纲教授也同意经济学的分析离不开伦理、道德与价值观，并强调经济学应该是接受现存的“人性”后再做自己的分析，而不是预先假设了“人性”再去分析。对于伦理道德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茅于轼、盛洪、张曙光、乔洪武、汪丁丁、万俊人等一批学者均有深刻的论述。 　　西方对于经济伦理学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一再强调，财富只是因为它有用或者???的什么理由才重要，并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最后东西。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也提倡道德情操作为经济学的内在基础，只是后来经济学与“工程力学”的结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从庇古开创福利经济学，到埃奇沃斯、帕累托、阿罗等的理论贡献，西方经济学开始注重到收入分配等伦理层面；布坎南则从市场的角度出发，对道德与效率的冲突提出了一种独特的解答方式；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在《伦理经济学原理》则明确提出对个人行为进行伦理经济制裁的主张；而阿马蒂亚·森基于自由-权利概念提出来的发展观，则是将伦理道德内化于经济活动秩序的完美结合，是经济伦理学的道义论回归。 　　森的自由发展观与西方伦理思想诉诸内己的特性相匹配，该理论具备了内在逻辑一致性以及开放性特点，所强调的自由-权利概念内涵丰富，对于解决我国经济改革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具有极高的理论参考价值。本文试图将自由发展观与康德的道义论伦理思想进行整合，以此为森的自由发展观建立一个更加牢固的道德基础，在此基础上进行经济学论证将更具说服力和发展潜力。这是本文的一大亮点和创新之处；当然，若处理得不好，也会成为文章的败笔。 　　2 “功利”与“自由”所理解的经济“权利” 　　边沁的功利主义和康德的伦理观看似差异很大，由它们引出来的实践权利也大不相同。由功利主义伦理观引出来的权利，特别是边沁的观点，可以称为基数效用论，讲究效用数量，实践权利是由实践结果的效用值来决定的。这样，它的裁决权是外化的效用数量值。道义论伦理观引出来的权利，尤其是由康德开创的自由概念，强调行为的善良性，实践权利是由实践的动机来决定的。这样，它的裁决权就内化成了善良意志。 　　作为我们行为的准则，按照边沁和康德的理论，两种伦理观所衍生出来的权利概念必然能够而且一定要在经济领域一以贯之地实行，而且两者只能择一而行；否则，便是成了人格分裂者。粗略来看，边沁的权利是一种求之外在的手段，而康德的自由权利则来自我们心中的自律裁决，是一种诉诸内在的本质手段。 　　但是，当我们回到康德的“任意的自由”概念时，问题便迎刃而解。康德的自由包括技术层面和道德层面：技术层面受到感性的干扰，本能一般是短视的，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而做出冲动行为，这种短期的结果决定论，正是功利主义伦理观具有较强的操作性所在；道德层面则超越了感性体验，强调了行为者动机的单纯性，但动机具有内在性，难以得到考证，使得操作性不强。由此来看，两种伦理观在康德那里都得到了体现，但是作为哲学家，康德认为只有道义论伦理观才具备坚固的基础。但是从具体的操作层面来看，康德会更加同意边沁的立法原理：“大自然利用人的贪图享受和爱慕虚荣的弱点，让我们尽量去追求自己的自由的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