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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穆旦的诗 王佐良 　　一想起穆旦，我就想起三四十年代之交的昆明。那时抗日战争正在进行，我们同是从北方来的流亡学生，在那里完成了大学学业。但那时他已经有过不寻常的经历，其一是他是从长沙步行一千多公里来到昆明的，其二是他曾参加远征军去缅甸，又从那里撤退到印度。他的身体经受了一次大考验，但终于活着回到昆明，去做他历来爱做的事——写诗。 　　早在北方，当他还是少年，穆旦就已开始写诗，写的大部分是雪莱式的抒情诗。战争使他兴奋，也是他沉思。他的笔下多了老百姓的痛苦，这在《赞美》一诗里就已明显： 　　一个农夫，他粗糙的身躯移动在田野中， 　　他是一个女人的孩子，许多孩子的父亲， 　　多少朝代在他身边升起又降落了 　　而把希望和失望压在他身上， 　　而他永远无言地跟在犁后旋转， 　　翻起同样的泥土溶解过他祖先的， 　　是同样的受难的形象凝固在路旁。 　　在大路上多少次愉快的歌声流过去了， 　　多少次跟来的是临到他的忧患； 　　在大路上人们演说，叫嚣，欢快， 　　然而他没有，他只放下了古老的锄头， 　　再一次相信名词，溶进了大众的爱， 　　坚定地，他看着自己溶进了死亡里， 　　而这样的路是无限的悠长的 　　而他是不能够流泪的， 　　也没有流泪，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此诗写于１９４１年，内容是战时中国农民的痛苦和坚韧，形式上也有特点：每行都很长，自由奔放，每节都以“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作结。这个复句给了全诗一种秩序，也是意义的重点所在。 　　当然，他还有别的意境，方式也有所不同。他能写得很有声色光影之美，例如： 　　蓝天下，为永远的谜迷惑着的 　　是我们二十岁的紧闭的肉体， 　　一如那泥土做成的鸟的歌， 　　你们被点燃，却无处归依。 　　呵，光，影，声，色，都已经赤裸， 　　痛苦着，等待伸入新的组合。 　　这最后一行是有着一个年轻人的全部忧伤和希望的。 　　他也能写暴力，如在《五月》里： 　　勃朗宁，毛瑟，三号手提式， 　　或是爆进人肉去的左轮， 　　它们能给我绝望后的欢乐， 　　对着漆黑的枪口，你就会看见 　　从历史的扭曲的弹道里 　　我是得到了二次的诞生。 　　这是充满现代意识的诗行，然而又伴随着历史感，奇异的形象（“历史的扭曲的弹道里”），出人意料的拚合（“绝望后的快乐”），短短几行，写出了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处境和心情。 　　也是在《五月》里，出现一种奇异的对照： 　　负心儿郎多情女 　　荷花池旁订誓盟 　　而今独自依栏想 　　落花飞絮满天空 　　而五月的黄昏是那样的朦胧！ 　　在火炬的行列叫喊过去以后， 　　谁也不会看见的 　　被恭维的街道就把他们倾出， 　　在报上登过救济民生的谈话后， 　　谁也不会看见的 　　愚蠢的人们就扑进泥沼里， 　　而谋害者，凯歌着五月的自由 　　紧握一切无形电力的总枢纽。 　　感伤性的旧的爱情场面被当代政治压倒了，当中的工业性形象（“无形电力的总枢纽”）和典型化的人物（“谋害者”）宛如Ｗ·Ｈ·奥登的诗。奥登和艾略特正是那些年代里被穆旦和其他昆明诗人热切地读着的外国诗人。 　　这就使人们想到一个问题，即四十年代现代主义在昆明的兴起。穆旦和他的朋友们不但受到西方现代派诗的影响，而且他们身边还有更直接的影响，来自他们的老师威廉·燕卜荪。这位英国诗人兼文论家那时在西南联大教书，开了一门课，叫做“当代诗歌”。他不讲自己的诗，他的学生当中能够读懂他那结合着现代科学和哲学的诗的人也不多。但是通过教学和他的为人，学生们慢慢学会了如何去体会当代敏感。他们正苦于缺乏学习的榜样——当时新月派诗的盛时已过，他们也不喜欢那种缺乏生气的后浪漫主义诗风——因此当燕卜荪在课堂上教他们读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奥登的《西班牙》和十四行诗的时候，他们惊奇地发现：原来还有这样的新的题材和技巧！但是战局在恶转，物价在腾飞，在那样艰苦的生活环境里，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最终也没有找到一个可以庇护艺术的象牙塔。他们倒是把从西方现代主义学到的东西用来写中国的现实了。 　　对于穆旦，现代主义的重要性在与它多少能看到表面现象以下，因此而有一种深刻性和复杂性。从１９４２年起，他开始写得不同，常把肉体的感觉和玄学的思考结合起来，例如在《诗八首》里： 　　３ 　　你底年龄里的小小野兽， 　　它和春草一样的呼吸， 　　它带来你底颜色，芳香，丰满， 　　它要你疯狂在温暖的黑暗里。 　　我越过你大理石的理智殿堂， 　　而为它埋藏的生命珍惜； 　　你我底手底接触是一片草场， 　　那里有它底固执，我底惊喜。 　　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