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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梵大學哲學系「文化哲學的基本概念」座談會報告人：周明泉時間：5/25(三)上午10:10-12:00主題：法權作為象徵衍生性的溝通媒介（盧曼）從康德到哈伯瑪斯關於規範性效力的答覆均涉及到社會秩序的應然面向。雖然盧曼也認為法律應該被視為有效的象徵符碼，如果不是如此，那麼便是無效。不過，他認為法的規範性效力，不應該被理解為具有應然意涵的社會行動之規範原則或準繩，因為他不認為我們可以透過集體理由、意志、認同或共同價值決定所謂好的生活方式或建構出合理性的社會秩序。多元文化社會的民主立法機制，透過議論與多數決形成的多數意志、價值取向與合理性的交疊共識，少數人的意見即便是正確，也將被視為放棄其意志。不過，這些歧見仍繼續共存於我們共同生活的世界之中。換言之，盧曼認為透過議論所建構出共識無法解決倫理爭論，法權即便具有合法性與正當性的效力，但是社會實踐的效果不彰，其擔任「溝通媒介」的功能也將備受質疑。因此，盧曼跳脫舊歐洲的人類學傳統，不再為了尋思、圖構好的生活方式與良序的現代化社會，而自陷自我理解與認同，跟建構共同意志、交疊共識與集體認同之間的緊張關係之中，他轉向去探究社會系統的功能性分化之穩定形式與結構的規範性期待等問題。他在〈社會秩序如何可能〉以及〈在我們的社會之中，尚存無可放棄的規範嗎？〉兩篇文章之中，雖然都肯定社會秩序對現代社會的重要性，不過他僅承認社會系統才是現代化複雜性社會唯一無可放棄的「規範」。值得提醒的是，在盧曼的社會系統理論中，德文“das Recht“若理解為「法權」，那麼意指的是「法律系統」本身與具有實證性與客體性的「權利系統」，而不包含具有主體性或私人性的權利意涵。除此，盧曼與哈伯瑪斯兩人探討「法權」概念的立足點，跟傳統的法哲學、法理論與法學方法，只探究法的本質、法律正義、規範性結構或法源有所差異。他們認為，法權概念與社會境況、社會結構發展與穩定度有所關聯的，也就是說法律與社會環境之間持續性的交替影響，不僅涉及到法與社會環境、功能條件，執行成效的可能性與侷限等問題，還會涉及到其他學科，例如：政治學，社會學、政治經濟學、語言學與媒體理論等等。同時，他們比傳統法哲學或法理論，更加重視法律程序、立法、司法與執法等過程，以及不當的政治干預，或法效力與法功能功能所及的範圍（無論是地域性、民族性或全球性）等課題。盧曼與哈伯瑪斯兩人都從實證法的立論基礎出發，雖然兩人都將法權視為系統，但是他們對社會秩序或說對於整個法律系統理論建構的立基點，卻截然不同：盧曼認為法權是一種自我生成與自我再製的系統；哈伯瑪斯則主張，法權系統唯有透過互為主體性的溝通與議論的理解過程方可建構。具體地說：盧曼的社會系統理論在經歷「自我生成的轉向」（autopoietische Wende）之後，其法律系統的典範轉移，不再探究法效力的普遍性主張，也不再探討法的道德性或正當性的論據理由，而是轉向去描述實踐法效力的條件，更確切地說，是描繪法權象徵性功能的意義與條件。盧曼強調，當我們討論法效力這一課題時，必須先區分探究「法效力的理由」與「形成法效力的條件」的差異。倘若我們是在論述法效力的理由，那麼那些所謂符合邏輯的論證，最後都會涉及到價值判斷或是正當性的決斷。如此一來，無人可以宣稱自己的論證是最後，最普遍或最佳的論點。因此，他主張以探討法效力的條件取代效力理由的討論；以法的象徵符碼之循環取代法源；以法功能的表徵與再現取代法權系統的連結能力。（Luhmann, 1991: 281）盧曼的法系統理論之所以會有如此的轉向，主要是因為，盧曼將法權系統視為一種自我生成的社會次級系統，同時也是一種具有自我再製、自我定義與自我立法等執行能力的溝通系統。因此，唯有法系統本身可以決定自身的界限，同時也唯有法自身可以決定什麼是合法什麼是不合法，什麼是正確什麼是不正確。換言之，在功能分化的條件之下，法系統本身不借外力、不受外在權威或政治干預，而是在套套邏輯的形式之中，自我循環與衍生法效力的象徵。在這樣的理論脈絡中，法權的功能系統不僅不再是法條或法典等系統模式，同時盧曼這樣的見解與主張，也將使現存於法權系統之中已經被形構的論證文化，突然之間變成是晦暗難解且無法被碰觸的難題。一、自我生成的法權系統之形式事實上，盧曼認為建構規範性與普遍性的社會秩序根本不用回到生活世界藉助共享、共有的歷史經驗、文化傳統、基本價值或集體認同。也就是說，他不認為建構規範性的社會秩序需要透過具體的行動者或理性主體。在他看來，當社會系統面對環境的干擾導致內部失序或複雜性提高時，系統自我操作性的連結將促使系統進行自我指涉的操作，進而使系統能夠針對世界社會所衍生出的問題，進行系統功能性的分化。最後，在世界社會內部形成符應各類問題的功能性分化次級系統。各類次級系統在世界社會的內部，視其他次級系統為環境，因此在功能性次級系統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