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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裙带资本主义研究 庄礼伟 ? 一个多世纪前，亚洲社会深深被一种病痛所伤。1886年，一位亚洲留欧学生给他的祖国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根据有关人类痛苦的记载，曾有一种恶性的肿瘤，只要你轻轻地触碰，就会引发极度的痛楚。”[1] 年轻的何塞·黎萨尔独自在遥远的欧洲，他想念祖国，把菲律宾与他看到的欧洲国家比较，认为自己的民族受压迫受奴役的地位就像一颗“毒瘤”。人的尊严给黎萨尔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并成为他写作的主题，如他的不朽著作《不许犯我》和《起义者》。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菲律宾早已获得了独立国家的尊严与荣耀，外族的奴役给整个民族造成的压抑感也已烟消云散。然而，仍然有一种世纪性的病痛在折磨着菲律宾人民，也折磨着亚洲许多国家的人民，这就是权贵阶层的贪污腐败及其给社会底层人民所带来的严重伤害。 “第三波”过去了，军法管制早已结束了，东亚金融危机也带来了惩罚和告诫，但普遍的贪污腐败仍在菲律宾持续。1998年，菲律宾选民甚至以创历史最高纪录的票数把一个超级蛀虫选为新一任总统，没有谁强迫他们，这是他们自愿的选择。直到埃斯特拉达东窗事发，劣迹昭然，一种被深深欺骗的感觉和幻灭的感觉（连“罗宾汉”也贪污！）给菲律宾穷人带来了极度的痛楚（为什么总统换了一个又一个，受伤的却总是我？）。在印尼，窃国大盗苏哈托下台已经两年了，对他和他的家族的审判一直没有结果，而新的贪污又发生在新的权贵阶层当中。在亚洲，人们有时还把“冰清玉洁”的形象自动奉送给政坛中的女性领导人，然而从南亚到东南亚，许多知名的女性政治领导人背后都有一个富豪家族，她们的丈夫、兄弟、子女、密友同样拥有大量来路可疑的巨额资产。 强人下台和金融危机对东南亚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触动非常有限。1986年的人民力量革命使菲律宾人能够重新自由选举国家领导人，然而民主政体仍然无法割除贪污毒瘤。泰国、菲律宾、印尼的媒体已经拥有了高度的言论自由，然而这些国家的贪污病害远远超过言论不那么自由的新加坡。在“亚洲价值观”的旗帜下，马来西亚巫统权贵们的金钱政治活动和“党的利益”紧密结合。在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反腐败”、“反朋党”只是攻击、惩罚政治异己的一种策略，其实口中喊“反腐败”的那些政坛中人，也难脱腐败嫌疑，所以最终“反腐败”沦为了一种政治策略、一种政治表演。不久前一位印尼的华社领袖对笔者说，印尼人非常羡慕中国反腐败的力度，因为印尼高层腐败官员鲜有被惩处者。笔者立刻去做“比较研究”，发觉他的羡慕不无道理，不由得“呵呵”了一番。 事实证明，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与社会转型过程远未结束，具有亚洲特色的“裙带资本主义”依然树大根深，民主政治框架缺少了政治文化的革新和高素质的公民社会依然效能有限。以下是对亚洲裙带资本主义的特征、社会根源与制度根源的一个简单分析。 ? 何谓裙带资本主义？ ? 汉语中的“裙带现象”，最初指某人因自己妻子或其他女性亲属的关系而获得官职。后泛指因血亲、姻亲和密友关系而获得政治、经济上的利益，以及政治领导人对效忠者、追随者给予特别的庇护、提拔和奖赏。 “裙带”在英文中有一个意思大致相当的词：Crony。据《朗文当代英语词典》，Crony是指一个集团中的成员，这个集团中的成员们之间交往密切、互相支持，并为彼此利益不惜采取不诚实的行动。 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Crony capitalism（裙带资本主义）一词在学术界和媒体中迅速流行起来，它又被称为关系资本主义、朋党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密友资本主义。 最先被较为系统地揭露出来的个案是菲律宾马科斯执政时期的“密友资本主义”。1986年马科斯政权垮台，马科斯家族和菲律宾政治经济体制中的弊端立刻成为国际社会的热门话题。按国际社会普遍存在的“为尊者讳”和“痛打落水狗”的习惯，尽管苏哈托是马科斯是同一个时期的家族统治、贪污腐败的典型，但苏哈托的问题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得到普遍的揭露和批评。 外国投资者在亚洲裙带资本主义环境中学会了一个词：“关系”（因其含义深厚而在英语中找不到对应的词而只好直呼“Guangxi”），例如他们在印尼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要想在印尼获得投资利益，必须寻求有势力的合伙人，最理想的合伙人就是苏哈托家族成员，最低限度也是苏哈托最亲密的朋友。没有他们的直接参与，外国投资商就很难签订投资协议，即使签署了协议，经营起来也是寸步难行。 一项对菲律宾企业领导人和重要企业集团代表的采访，总结出马科斯“密友资本主义”（或裙带资本主义）的一些主要特点： 1. 权力集中在政府手中，以及运用政府的职能机构将经济特权授予私人部门中的一些小集团。马科斯的密友在经济的一切部门都很活跃，他们的势力主要来自政府配给的垄断权。农业出口、银行业、房地产业、服务业、赌博业、酒店业、面向国内市场的制造业、建筑业和伐木搬运业等等总是分配被那些同马科斯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