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汉语中特殊语序演变及方论意义.docVIP

古汉语中特殊语序演变及方法论意义 天长市第三中学工商高级职业中学 吴正鹏 在古汉语语法中，常会遇到一些特殊语序。所谓语序就是词语在句子中排列的先后顺序。由于汉语在词形上没有严格的变化，因此语序是汉语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之一。汉语的语序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稳定性。如：主语+谓语、主语+谓语+宾语、主语+谓语+宾语+宾语等。而在古汉语中却有一些特殊语序，突破常规，这体现了汉语语序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复杂性。所谓古汉语特殊语序，也就是指古汉语中有些不同于现代汉语语序，如：先秦典籍中最突出的宾语在某些条件下要放到动词前面，如：“居则曰：‘不吾知也’”（《论语?先进》）；“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耶？”（《庄子?齐物论》）；“普居深山，戎狄之与邻”（《左传? 昭公十五年》）；“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战国策? 齐策四》）等。其余的如谓语前置、定语前置、定语后置、数词修饰等。它们在句子中的位置与现代汉语的表达习惯有所不同。这是与现代汉语相应的句式价平面相比得出的这些差异。是汉语语法的历史变化引起的。有些人把古汉语中凡是与现代汉语不同的语序都看成是倒装，这是很值的商榷的。我们对古汉语特殊语序这一语法现象，不能仅仅局限与表层特征，我们应探寻古汉语中一些特殊语序为何要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突破常规，今天的我们又要如何理解和以什么样的态度面对？ 首先，古人为何要使用今人看来的特殊语序呢？其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作为一定时代、一定社会、一定民族的人们交流思想的工具，其表达方式有内部和外部两个规律，此外还有民族的表达方式及历史条件的影响。 笔者认为要探寻古汉语中特殊语序的深层次原因，应从“古汉语”这三个字入手即可。“古”——历史条件、时代因素；“汉”——汉民族的思维方式、表达习惯；“语”——言语的社会功用。 古汉语特殊语序产生的历史条件 任何语法现象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我们知道，语言的发展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的。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是逐步深入的，反映人类文明的语言也是日趋精细的。语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类为了适应和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而进行的文化生产。比如说先秦时期汉语词类的类别比现在少，而且各类词的功能也没有现在健全。再者词汇量不太大，句型也不如现代丰富，还有书写、传播工具的限制。这些语言上问题使当时一些复杂的社会生活很难准确、明白的描述出来。人们很难用当时仅有的句型、词汇来表达准确的意思。那么古人怎么办呢？只有先有借用、活用、创新句型和词汇的用法。改变原有词类、句型的功能，以满足表达上的需要。这样，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经过一段时间的运用，约定俗成，久而久之，也不会引起误解。如：古人在表达强烈感情的时候，常常把要强调的事物首先提出来。 “野哉！由也！”（《论语》）谓语被前置，孔子为了强调仲由无礼粗野，不满之情极其强烈。所以情不自禁地将“野”字首先说出。这样既简练又充分表达了感情。 “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史记·魏公子列传》）； “每自比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三国志·诸葛亮传》）。这两句中宾语前置，前者疑问句，这表明古人在发生疑问时，总是把疑点先提出来。后者是否定句，古人在否定某物或某人时，常把被否定的对象首先提出来。为什么出现以上两种情况呢？原来古人为了强调，为了首先给对方一个深刻的印象，使对方能够迅速、准确接受，因此把要强调的对象放在突出位置。 “郑道已绝，韩必不得为民。”（《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这是定语后置，很少见。古人利用有限的语言材料，运用灵活的方法，从而准确地表达意思。 正如陈承泽先生在《国文法草创》中指出的那样，周秦之交的文献中活用现象，语序的灵活运用最多，随着表达的需要，使用着的习惯，只要不引起误会就可以随意活用。到了魏晋南北朝时，词类界限越来越清晰，词性更趋稳定，许多词在词性上的分化和读音上的随之分化已经完成，所以从后汉，特别是魏晋南北朝开始，活用相对地说大量的减少。但一些常用的稳定性比较强的还是保留下来了。 古汉语特殊语序与民族思维的关系 汉民族的思维方式大体上的整体观念为运思的根基，以直觉与思辨相互渗透为运思的途径。中国人的思维注重相似性思考，这就是建立长期的对具体现象观察的基础上的，具有较多的感性和经验色彩。此外在中国的概念系统中，起侧重点不是对本质属性的考察，而是对基本属性的把握。因此作为中国思维主要兴趣点并不在于属性或本质，而是在于：事件；状态；关系。语言的这种基质和背景对于语言的规定是非常明显的，也即它决定了中国语言系统的总体面貌。在世界上其他语种中如：印欧语系中有严格的主谓宾句式，而且位置也较明确。而古代中国的句式却有着相当大的张力。此外古代中国的语词系统也不像古希腊的语词系统那样注重词形和语法，而是注重词意和语用。中国语词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