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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等教育治理的思考 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 吴慧平 20世纪90年代在西方政治学、管理学领域开始兴起一种崭新的社会管理理论，即“治理”理论。治理理论强调将公共事物的管理权限和责任，从传统的“政府”垄断中解放出来，形成一种多元主体(政府、民间组织、企业和个人)共治的局面。“从现代的公司到大学直至基层的社区，如果要高效而有序地运行，可以没有政府的统治，但却不能没有治理”。无疑，这种新的“治理”理论为分析当前各国高等教育管理模式的改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学术资源与理论框架。 一、治理的溯源 1989年，随着世界银行首次使用“治理危机”一词来概括非洲的情形以来，“治理”一词便被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之中。实际上在治理这个词语成为学界高频词之前，它便已在英语词汇中酣睡了几百年，“治理”一词的最初渊源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中的“操舵”一词，原意主要指控制、指导或操纵，与government的含义交叉，后来引申为在特定范围行使权威。90年代以来治理一词因被赋予了新的含义而焕发出无穷的活力，吸引了众多机构、组织与个人的眼光，成了他们竞相交谈的时髦词语。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做了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此外，西方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也将治理的本质描述为“它所偏重的统治机制并不依靠政府的权威或制裁，它所创造的结构或秩序不能由外部强加；它之所以发挥作用是依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互相发生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 教育领域以治理为题的理论文献曾出不穷，从70年代卡内基委员会撰写的报告《高等教育治理：六个重要问题》到世纪之初丹尼斯·约翰所著《21世纪的大学治理》，无不以治理为题展开热烈的讨论。稍微区分一下，你便会觉得90年代前教育著述谈论的“治理”与90年代以后所谈“治理”在含义上已有显著的差别。早期关于治理的教育文献更多地强调权威与权力对决策过程的影响，正如卡内基委员会在《高等教育治理：六个重要问题》对治理所作的界定：我们把治理界定为制定决策的结构与过程。另外，同时期的迈克·在其著述《大学治理中的教师》中也谈到了大学治理，他认为大学治理是一个由权威、权力与影响力所组成的一个脆弱而精致的模式。总的来说早期的高等教育治理将重心放在大学内部微观的治理结构与权威的构建，基本上从校长、教师、学生、治理机构对决策的影响谈起，此时的治理与government交叉使用，强调权威主体的单一性以及权力向度的自上而下性，蕴含有统治、控制之意。而90年代之后的教育领域则开始关注从宏观视野来探讨高等教育的治理问题，也就是从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外部力量如国家、社会、市场的角度来讨论治理问题。这时的“治理”更注重多元权威主体的建构、权力的多维性以及持续互动的伙伴关系，有协商管理之意。有时候，为了避免混淆，我觉得日本的译法“协治”也许更为接近新的治理含义。 二、治理理论在高等教育领域的适用 尽管治理一词语焉不详，界定比较模糊。但是依托治理一词所构建的治理理论推行的一些核心理念如多中心的治理格局、自组织的网络形式、协商合作的伙伴关系、谈判与反思的对话方式等确实对高等教育宏观领域的改革实践具有广泛的借鉴意义，而高等教育领域之所以引用治理理论也有其深刻的原因。 从理论上看，这种情况可能源于70、80年代社会科学出现的某些范式危机有关——这些危机部分地表现在教育界的学者无法用既有范式来描述和解释高等教育领域出现的诸多实践难题，而陷入了理论困境，例如原有单纯的政府逻辑与市场逻辑无法解决高等教育领域由于政府干预与市场配置所引发的失灵问题，因此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上上寻找新的思路。而高等教育治理就是这种新思路的尝试之一。 另外还源于对社会科学中流行的一些过分简单化的非此即彼的两分法的否定。这些两分法包括管理学中的市场调节对政府控制（官僚制）；政策研究中的市场对计划；政治学中的公共机构对私立机构；国际关系中的无序对主权。它们在教育领域的表现就是将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两股力量——国家与市场简单的划分为两股相互对抗的力量，认为它们彼此排斥、互不相容，给人的印象就是如果有某种程度上的国家干预，便不会有强有力的市场调节，反之，亦然。另外还在公私教育机构之间人为地制造鸿沟，自以为私立教育的发达必定抑制公立教育的发展，而公立教育的繁荣便不需要私立教育的补充。实际上，情况却并非如此，因为在日益复杂的教育领域，无论哪个机构，不管其为公有还是私营，都不可能拥有充足的知识和资源来独自解决一切问题。所以为了实现共同目标，就必须加强公私机构的合作与协商。 从实践上看，治理理论在高等教育的运用首先与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相关。?虽然国际化不是导致教育变革的惟一因素，化对民族国家教育体制产生冲击的时候，也必然伴随着该国家的主动回应 应该说各国高等教育的治理改革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